关于“形”与“神”以及“形似”与“神似”的讨论，由来已久。历代的理论家们各执一词，而艺术实践者也是我行我素。我以为， “形”与“神”是艺术创作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或缺。写“形”的目的是为了传“神”，而传“神”必须要在“形似”的基础上。为某名家写形造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具有写生、肖像的意思。像其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也是一个最基本的标准。过得了“形似”这一关，才有达到“神似”的可能。如果不能达到“形似”，则大谈“神似”则属于奢望了。着名艺术大师齐白石先生曾说： “不似为欺世，太似为媚俗。”则提出了一个对“形似”把握程度的论点，即“形似”达到一个什么程度为“欺世”，达到一个什么程度为“媚俗”。对于这个“度”的把握、掌控能力，就是艺术作品水平高下的分水岭。

雕塑艺术家所创作的形象，是否与公众的想象或者记忆、印象相吻合，能否赢得社会的认可，家属的认可，能否经受住公众的挑剔，不仅考量着艺术家的创作水平，而且考验着艺术家的心理承受能力。为文化名流，尤其是当代的文化名流造像，对于大多数雕塑艺术家而言，可能是偶尔为之，然对于来自安徽界首的艺术家纪峰来说，则几乎成为了一个职业，一个专业。

当然，纪峰也是一个多面手，在架上艺术品创作和公共艺术品创作两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正确选择自己的创作道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是需要“取”与 “舍”的勇气的。面对这个必须要解决的难题，艺术家们作出了不同的抉择，有的驾轻就熟，有的避重就轻，有的却知难而上，纪峰显然属于后者。多年以来，他基本的创作方向是为历代文化名家造像，尤其是为大家所熟知的现代公众性人物塑造形象。如前文所言，纪峰的这个选择，等于是把自己放到了一个风口浪尖上，无异于将自己置于公众舆论的前沿，必须要经受住来自公众方方面面的检验和批评所产生的压力。对于大型公共艺术作品和文化形象工程而言，最后验收工程的不仅仅是出资建设方和产权方，而且还有社会大众。事实证明，纪峰的艺术创作通过了公众的集体验收，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因此，他凭借自己的创作实力赢得了越来越广的人脉，获取了一定的知名度，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创作机会。

纪峰之所以走上了这条“畏途”，这个勇气的产生恐怕是与当代文学大家冯其庸和艺术大家韩美林两位先生的长期悉心教导有关。冯其庸先生是着名的红学家，着有《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梦边集》、《漱石集》、《秋风集》等专着20余种，并主编《红楼梦》新校注本、《红楼梦大词典》等着作，还在中国文化史、古代文学史、戏曲史、艺术史等方面的研究作出了突出成就。冯其庸还擅于书法和绘画，书法宗法二王，绘画宗法青藤白石，书画作品皆为国内外所推崇，被誉为当代真正的文人画。韩美林先生是个才情横溢的艺术家，他的艺术创作不管是书法还是绘画，抑或是雕塑，均可谓天马行空，无所羁绊，从不落入俗套，更不拾人牙慧，而且具有独特的面目。纪峰多年追随他们，从他们身上汲取了丰厚的学养，学习到了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领悟到了不拘成法的创作精神，并在骨子里坚守着中华民族“以形传神”、“得其意，而后得其形”的艺术道统。

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能够承担为当代文化名家创作纪念性雕像的任务是很荣幸的，同样这种机会也是不多的。但是，当这种荣耀常常降落到一个人的头上时，就绝非偶然了，纪峰就是这样的幸运者。如，他曾三次为国学大师季羡林造像，三次为恩师冯其庸先生造像，还两次为国学大师饶宗颐和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先生造像，如此等等。之所以获得了如此多的为当代文化名流造像的创作机会，究其背后的原因，首先是纪峰忠厚、勤勉、谦逊的人品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和委托方的信赖，其次是纪峰的艺术水平也获得了诸多方面人士的认可，两者缺一不可。

对于历史文化名人，尤其是当代文化名流这个创作题材而言，其难度是相当大的。既要求“形似”，一定要像其人，又要求“神似”，能够彰显其人的精神世界与个性特征，还要在创作之中表现出艺术家自己的艺术追求，可以说是同时戴着几副镣铐在跳舞。通过纪峰的作品来看，纪峰很显然是跳出了种种藩篱，在创作中达到了游刃有余的地步，不仅成功地以较为写实的手法塑造了形象，肖其形，求形似，又深度挖掘了对象的精神世界；传其神，追神似，往“形神毕肖”方面狠狠着力，而且在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上尽情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通过带有原创色彩的笔触和线条的处理，彰显了自己的艺术个性，用自己的艺术实践，为“形”与“神”这一对古老的美学命题做出了新的阐释。

文/陈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