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心之所动也，心外无物。”马一浮先生的这句话言简意繁，使学画的我想了很多。文化是为人的，与人无关或不利于人的即是“无物”。绘画又谓之曰：“画者，文之极也”、“夫画者，从于心者也”。作为一个学画的学子在学习时自然应该关注的便是文、画和心之间相互的关系。

为文的目的在于养心，了然为文之理，为文之道则释然。“夫画者，从于心者也。”（石涛《画语录》）于是审美之所、观物之心自具，为文为画皆自能超越，“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画亦是我们为文之后又一修身了。而为文为画又皆因与人相关之物缘起。物皆自然中物，亦是个体，每个个体生命都有他存在的意义，都可以释放出他生命的价值。物尽其性，知性方可究心、养心，坐究八荒、究天人之际。然“究心”与为画虽百虑为一，为画亦有为文之途。

东晋顾恺之，博学多才，有三绝之称。其画《云台山图》，虽已无迹可考，然独作山水画、始立门户者，始自顾恺之，故有山水画之祖之称。再后来如宗炳、王微等人，山水画于他们为之一变，晦迹林泉、喜以笔墨自娱。隋有名匠若展子虔，董伯仁。展子虔山水细描色晕，虽刻画描摹然神意具足。有唐一代，绘画备极绚烂，人物画尤甚，山水花鸟亦渐趋成熟。张璪提出要“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以究心外之物，有关无关，自在取舍。画成为以心寄物、托之以画、写心达性之载体了。及五代、宋初，山水画高度成熟，有了“百代标程”、“照耀千古”的山水大家，若荆浩、关仝、李成、范宽、董源、巨然。此时，文与画不分，蔚然成为中国画屹立世界之林的特点了。他们大多为隐士，志行高洁，博通经史，穷造化之理，写胸中之所寄。写物之性，缘物寄情，他们为山水立品，此时人与自然相化，山川即我，我即山川也。我之为我自有我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性之使然“画如其人”。由此可知，为画者先是冥心搜讨，为文究心参功造化，心性所致，大获我心，垂千秋而成流派。

自此中国绘画独特的传统文化性得以显现，文的载体开始独立行藏。自隋朝开科举考试之后，普通文人亦为将为相，入主文坛。君子渐多，开始参与绘画或者鉴赏品评。文人因有渊博的学识、深厚的文学素养及高尚的人品，发其文，吟其诗，绘之以图，把玩于案头、张绢素于壁上，以绘画作为精神载体。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的自然有三层意涵：物理的自然，人文的自然，境界的自然。老庄多为人文的自然，即指人的自性的发挥。即由道性自然，说到了人的自我化育；庄子则将“自然”引向人类的本性，再由人的本性导出人的任性、任情于安性、安情两途。前者属于人文自然，后者属于境界自然，这又进入为文之道后的“心”了。

文/郭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