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马国强不断推出了一批水墨人物画手卷作品。通过画面我们发现，这一难度颇高、令不少业界同道畏葸不前的创作幅式，在马国强腕底却游刃恢恢。举凡浓淡、干湿、曲直、进退、虚实、详略、素艳、刚柔等辩证因子，都有娴熟的表达。不得不承认，在手卷这一检验现实主义人物画家“看家本领”的特定形式面前，马国强集数十载修持所“炼就”的造型功力和水墨技巧，获得了丰沛淋漓的展现。

就中国美术史的大略范畴来看，“人物画横卷”这一艺术形式，代有力作。譬如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的战国漆画《人物车马出行图》，在高5.2厘米、长87.4厘米的画面上，施展平涂、线描、勾点等技法，将复杂多变的人物动态，进行了准确描绘。此外，洛阳烧沟汉墓壁画《二桃杀三士》（25×206cm）、《鸿门宴》（高23cm），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24.8×348.2cm），南朝梁元帝萧绎的《职贡图》（25×198cm），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的模印拼镶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80×240cm），洛阳北邙所出的北魏《宁懋石室线刻画》（79×182cm），唐阎立本的《步辇图》（38.5×129.6cm），唐张萱的《捣练图》（37×147cm）、《虢国夫人游春图》（52×148cm），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28.7×337.5cm），宋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44.3×580cm），辽胡瓌的《卓歇图》（33×256cm），山西芮城永乐宫的元代壁画《朝元图》（高240cm），山东泰安岱庙天贶殿的清代壁画《东岳大帝启跸图》（124×225cm）等，直到20世纪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图》（144×421cm）和蒋兆和的《流民图》（200×2600cm），皆为当下人物画家手卷创作的无上范本。

作为深受“徐蒋体系”陶镕的小写意水墨人物画家，马国强的“写实主义”之路从来坚定而清晰。他以速写为记录手段，全方位深入生活一线，与基层劳动者进行透心彻肺的交流，力求画笔能够直抵他们滚烫的内心。在汲取传统养分的基础上，马国强着意强调人物造型上的笔笔不苟，再佐以浙派意味的清逸墨彩，从而获得中正、晴朗的个性画风。在以河南为圆心地域的“中原画风”、“中原画派”浩浩荡荡之所，这种画风有着不容漠视的影响力。具体到这批水墨人物横卷，“书法用笔，以线造型”依然是一个大比例的存在。味其线质，斧断刀裁，直截痛快，书写性、肯定性、抒情性，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在51×365cm的手卷幅面上，马国强往往要穿插安排约35个水墨人物形象。如何使人物之间既具情节，又有逻辑，是一个颇为棘手的命题。囿于实力，许多画家选择将人物无聊散置或无序漫撒，从而暴露了自己在提炼生活及艺术想象等方面的苍白贫弱。在马国强的画卷上，大开大合、疏密有致的构图，使一群群矿工及少数民族（塔吉克族、维族、蒙古族、藏族、苗族）群众，得到了和谐而又妥帖的安置。疏处大块留白，密处摩肩接踵，衬景或淡皴坡峦，或缓勾蕉叶，或泼染草原，共同作用于“人物链”不规则的“大S”形态，从而使整体画面散朗而处处呼应、端重而不乏跌宕。

利用人物大小标示远近关系；让中锋劲勾与侧锋擦刷，互为生发而又形成对比；以折线、弧线、横线等各样线状，来“破”人物身段及衣纹的强烈纵向；用藤黄、朱砂、曙红、赭石、三绿、花青等局部设色，为全幅水墨炫彩提神。如是等等，意匠惨淡经营中，遂使画面“既丰赡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终。”

马国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长城书画院副院长、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国韵文华书画院副院长，中国任伯年艺术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