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近代美术史的同道，对吴昌硕、齐白石、林风眠，徐悲鸿、傅抱石、潘天寿、李可染这些顶级大师巨匠可谓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对百年美术史上第二层次的名家如蒋兆和、王雪涛、吴湖帆、贺天健、郑午昌等等也不陌生。但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很少会关注到一个其实十分重要的关键人物：姜丹书。

一

姜丹书的努力，决定了近代中国美术史的基本出发点与大致方向。

中国古代绘画的思维，在宋元以后的基本指向，是诗书画印综合、逸笔余兴的文人画。职业画家在朝则为院画御用画师，在野则为画工画匠。前者听命于皇宫内府，后者屈从于世俗趣味，不比文人画的自抒胸臆自立门户，且又有诗文学问的支撑，在文化上具有无可置疑的优越感。再落实到绘画理论，又多注重于随笔札记，信手而得，缺少系统性与专业性。这是上千年以来的惯例与常态，人人不以为怪。

近代西学东渐，各种新思想新方法蜂拥而至。衰弱的清王朝不得不加快维新的步伐，1906年即光绪三十二年朝廷降旨废科举兴学堂，表面上看是教育体制与选拔体制的变迁，其实则是思想方法与学术意识的大转型。没有它，就不会有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突起。因此，在一般的近代史研究中，多关注文化名人如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导作用，却很少会重视新学堂教育中早期教育家如蔡元培所拥有的潜在而韧性的力量。但我斗胆以为，站在美术史的立场上看：姜丹书、李叔同及稍后的林风眠、刘海粟等人在早期美术教育领域的地位，大致相当于蔡元培。他们是旧美术教育的亲历者和终结者，又是新美术教育的开创人。而在此中，姜丹书因其年序、资历和机遇，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位披荆斩棘的开拓者。很遗憾，这个第一的地位与它的价值，百年来一直没有被美术界认可。这一点，只要看看姜丹书的身后寂寞以及每谈美术教育必先涉林风眠、刘海粟，即可知其端倪。

二

姜丹书是最早开办美术教育的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成绩优异名列第一的学生，中师范科举人。他又是最早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即后来浙江第一师范）开设图画手工课（即美术课）并与李叔同为同事的美术教师，他还是最早编写《美术史》教材的先行者。

更难能可贵的是，姜丹书还是一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画家，他的人物画、花鸟画有着清末民初难得一见的专业风范。说他在当时是一位理论、创作、教育三栖型代表人物，实在是不为过誉的。

为什么这样一位有着多方面开创性的功绩赫赫者，会长时间被历史学家、更被社会遗忘？

究其原因，我以为有五大瓶颈无形中制约了姜丹书的历史定位：

社会风气：重画家实践不重教师授业

从清末民初西学东渐风气开始，美术革命成为主流思潮，中国新美术即是以绘画的实践能力、画家的创作成就来作为标杆的。着名画家地位显赫，而理论家则叨陪末座。画家而兼顾史论者足为艺坛领袖，而理论家偶尔画画则多被讥为半路出家。比如林风眠，其实是第一任国立艺术院院长，是真正的教育家，但他是以创作开宗立派，故尔被视为大师。但教育方面的功绩却忽略不计。潘天寿、徐悲鸿等等也无不如此。相反如姜丹书、吕凤子这样的以美术教育立身者，却很难仅仅以之引起社会关注——即使关注也是关注所办的学校，而不太关注创办学校的名师名校长。刘海粟以办学起家，属于美术教育家，但也正因为在创作上不具有开宗立派影响，其在美术史上的地位就无法达到一流境界，即使他多年来拼命转向创作也无济于事。这是一种极为功利的价值取向，又是大家习以为常横贯百年的现实存在，以此看姜丹书在近代美术教育史上的开天辟地之功却身后如此寂寞，便很好理解了。我以为：什么时候我们能正确对待美术教育名师（包括美术理论家），像对待名画家一样重视，则这个世界就不会再示人以偏见，而能有健康向上的正能量了。

专业取向：重专业院校身份不重综合性院校资历

开美术教育风气之先的姜丹书，最初的定位并不是要培养专业艺术家，而是从事全民美术教育，其在理念上更接近于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在民国初年，像刘海粟办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都是私人办学，谁都可以办的，但这类专科学校的优胜劣汰率很高且不进入政府大学序列，好坏全凭自己。而政府办的大学却不能这样，有一套严格的考评制度。故尔若以3个个案作喻，则徐悲鸿的中央大学艺术系，地位高于林风眠的国立艺专，而林风眠的国立艺专地位又高于刘海粟的私立上海美专。姜丹书所服务的学校，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即后来的浙江第一师范，完全是注重公民教育。因此他的美术教育的实施路径，应该是非常接近蔡元培方式。实践很重要，但实践能力培养不是唯一的，综合的美术史理论知识和同样综合的实践动手能力、而不是单科突进单项深入，才是他的教学目标。很显然，这样的理念足以帮助他成为一个最优秀的、稳健的、循循善诱的优雅的教师，却无法使他成为一个疯狂专注以特技一夜暴得大名的狂热艺术家。而我们遍观百年美术史的潜在逻辑即会发现，后者受社会世俗追捧的概率要高出几百倍。在百年美术史的逻辑中，美术界的选择次序正好是倒过来的：抛开国立与私立的差别（新中国建立以来已经没有私立学校的制度了），是艺术专科学校学院因其地位远高于综合性大学如中央大学，更高于本来已低人一等的师范学校（学院）。以此来看姜丹书以美术教育界一代宗师，却因出身师范又长期供职师范、或因此备受委屈冷落寂寞的历史地位，其实胜负早已定论，何须赘言？

世俗选择：重社会活动影响不重书斋苦读

从本质上说：姜丹书是一位极有“民国范儿”的人物。但这样的人物有一个特点，即在坚守自己理念信仰原则的情况下，愿意久居书斋苦读而不愿意在社会上招摇过市呼风唤雨。清末民国之际，新思潮风起云涌，美术革命的倡导者陈独秀等人都是登高一呼群起响应的风云际会人物；林风眠也有新艺术宣言表明他的主张；刘海粟更是以裸体女模特儿事件和“艺术叛徒”称号成为时尚人物。他们都是具有制造社会影响、吸引公众眼球的卓越能力的明星型人物，广受世俗追捧。但纵观姜丹书其时的所作所为，却是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编他的美术史教材讲义，或是自得其乐地画他的山水花鸟画，完全不想去利用他作为近代美术教育开山第一人的优越地位去呼风唤雨。这种职业内省式态度和他的教师情结，倘若在平静的盛世，或许还因其资历丰厚而“不失封侯之望”，而置身于清末民初那种大动荡大转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特殊环境里，显然难以像其他艺坛领袖们那样叱咤风云，从而在历史长河中慢慢被世俗功利所遗忘。但这不正可以看出姜丹书那种与生俱来的优雅吗？

民众取舍：重一招鲜的个人品牌不重综合能力养成

作为最早一代教育家，姜丹书在美术上的兴趣广泛，遍涉各项，与许多快速成名、以美术为进身之阶的敲门砖的例子不同，他从来不太在乎自己的个人品牌，却很享受美术给他带来的愉悦。比如他自述：“我是一个艺术师范生出身，则一生坚守着艺术教育岗位，乃是分内之事”。于是他在当时第一个开设美术史课程，编写《美术史》教材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17），对中国美术史与西洋美术史分建筑雕刻绘画工艺美术进行讲解，并附书法篆刻和东方印度等美术。又比如，他在上海美专任教时，编写《艺用解剖学》，《透视学》并执教多年并不怠倦。可以说，只要是美术基础类课程，别的画家视为畏途，他却乐此不疲，从一个教师立场上予以全面地综合投入与养成。如果再结合他为同时代许多书画家立传、有很多关于新美术教育的史料文献等等做法，我更愿意指他是一个视美术为修齐治平的士大夫文人而不是以“一招鲜”的绘画品牌炫世的艺术家。这文人士大夫与艺术家的区别，应该比较好地勾勒出姜丹书的美术职业形象，从而使他自成一个类型。它反过来告诉我们，其实一部当代美术史，不仅仅只有创作名家的耀武扬威呼风唤雨，更有姜丹书这样的名师的沉潜优雅坚韧不拔。并且正因为摆脱了世俗的名利羁绊和焦虑，他们在精神上倒反而是宁静致远的、十分富有的。遗憾的是百年美术史中，撰史者出于世俗心态，对姜丹书这样具有引领一代风气的名师有意视而不见，却对创作上那怕是二三流名家却不吝笔墨大加追捧，但这种美术史的集体偏见，又何损于姜丹书的整体价值所在？

地域限制：重京沪杭中心区域不重二三线城市

姜丹书毕业于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并以名列第一而留校任教。其后又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处在艺术中心地带，师尊有李瑞清、萧俊贤；同学有吕凤子、李健、同事有经亨颐、马叙伦、鲁迅、李叔同、夏丏尊、沈尹默、沈兼士、张宗祥等，弟子中有潘天寿、丰子恺、来楚生等，可谓是英雄辈出。置身其中，姜丹书所具有的承上启下的支撑作用自不待言。

1924年姜丹书到上海美专任教，1928年又兼杭州国立艺专教职。往返沪杭之间，颇以为乐。这段时间，他还是在艺术的核心圈里，只不过多以教学名师而不是创作名家的角色活动。直到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美专与苏州美专、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为华东艺术专科学校，迁址无锡，1958年华东艺专迁往南京，姜丹书留守南京，随即退休返回杭州。他一生中最成熟也是艺术创作最好的时间段，即70一78岁期间，却是在无锡逗留，以及告老还乡后回到杭州后。无锡本来不是艺术的中心地带，姜丹书又是以师范身份教美术基础课，待到他74岁回到杭州，已是退休之身，虽笔墨精良，辈分最高，但已无法完成从一个美术教师到美术创作名家的社会角色转换。我们可以据此推测出姜丹书的专业历程与演变轨迹：在浙江两级师范任教时，他是以教育家自我定位，编教材，讲美术史，艺用解剖与透视，每一样他都热心投入其间。到上海美专任教后，他也还是上美术基础课程。又因为兼上海中华书局艺术科编辑主任，故以编书为日课。适足以证明他的这个地位的，一是1924年应聘上海美专和1928年应聘国立艺专，每周3天杭州3天上海，他教的都是解剖透视和史论类课程。二是1937年暑假，他还在上海美专主持“廿六年各省市初级中学劳作课教员暑期讲习会”，显然还是教师的立场而且是非专业院校教师的立场。但在这段时间里，他已经开始投入较多时间作画，今存姜丹书许多杰出作品，都是上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的作品。按理在50年代，这些笔墨因果应该随着他的人书俱老更加炉火纯青，从而造就他作为艺术创作名家的身份与形象，但正是因为时事陵替，他只得蛰居无锡，几年后又退休返杭，未5年就谢世，可以想象：如果他不随上海美专并校到无锡而是在上海，成为职业画家，或提早十几年返回杭州入浙江美院，以他的资历辈分，门生子弟遍天下，并不需要从零做起，那么具备一流名家的机遇与可能性，定会大大高于同时代其他人。在无锡6—7年的拘迟徘徊，耗尽了姜丹书在艺术创作上最后成熟一跳的动力与能量。

三

在民国美术史尤其是中国画史上，姜丹书是很少几位画画不讲题材限制与画种限制的高手，什么都可以入画，没有固定的程式。比如他画猫，画牛，画鸭、画斗鸡、画兰竹松柳、画山水泉石、画蔬果、画人物仕女，画锣鼓鞭炮泥人偶，甚至到1953年69岁还画老农荷锄以颂之，这与他写生能力强与造型能力强有直接关系，也与他出身师范的图画手工科注重课堂教学有直接关系。其实深究起来，与当时上海诸名家多出身画塾或有明确师承因此拥有“一招鲜”的招牌相比，反倒他不是画塾出身，更不靠师傅带徒弟学一招半式的传统旧套路。因此他的作品，在笔墨精良之外总有一股鲜活之气，触处成妙，信手拈来，处处显示出当行里手的好手段，却又处处予人以预料之外的新鲜之感，始终抱着一分对大自然万物诸事的好奇之心。因此，当时的海派画家大都是画技术画程式，而姜丹书却是画韵趣画好奇。从世俗立场上看，名家的固定程式与技法辨识度很高，重复率更高，形象明确，易于迅速获得市场接受与认可，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业内品牌；而姜丹书这样的万物集于毫端，顺势而得，却反而不易获得认同。他画画更似是为自己的高兴与兴趣而不是为迎合市场与买家画的。但正是在这种种差别中，姜丹书的技法却呈现出清新自然、不板结不固执的罕见特征。它告诉我们，只要抓住了经典笔墨技巧这个根本，中国画家的成长，未必一定只能有古代画塾师徒授受一种渠道，而肇始于近代美术课堂教育的写生速写、透视解剖等一整套综合全面的科班教学方法，同样可以造就出杰出的名家大匠。不仅仅人物画是如此，山水画花鸟画亦复如此。

以此来看姜丹书的传世画作，目前其价格远远低于所达到的艺术价值。如果我们抛开一教师而非职业画家、二师范与综合院校的非专业背景、三学问第一而不注重社会活动、四综合全面能力而不在意个人招牌、五地处非中心地区的局限等等时代与社会的偏见，理性地来重新认识姜丹书，则他作为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第一人的独特而无可取代的身份，和他的点画精妙生趣盎然的传世作品，足以构成“名人+名作”的公式。而这样的公式，通常足可以引领逐渐苏醒过来的市场，和恍然大悟的收藏界作热情奔放的投入的。

美术传媒此次能推出姜丹书专场，也足见其专业的学术水平与敏锐的市场眼光。11月23日的此场拍卖，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