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在山东省美术馆举行了预展，一批优秀的作品引发了美术界及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其中，孔维克先生创作的《孙中山先生在青岛》以其高超的立意、恢宏的构图、精彩的人物刻画、中西融合的绘画技法，博得广泛好评。日前，济南时报记者就此作品的创作情况专访了孔维克先生。他对记者阐述了《孙中山先生在青岛》的创作缘起，透露了这幅作品的创作历程。他在繁忙的美术组织工作之余能创作出这么重要的作品，真是付出了超人的努力和过人的才华。他对记者表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要有社会担当，要给后人留下一些承载历史使命和责任、有着强烈艺术震撼力的作品。

　　记者：请您谈一谈这次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为什么选择《孙中山先生在青岛》这样一个题材？

孔维克：2009年完成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是一个集中全国美术力量进行弘扬主旋律创作的学术创举，之后全国不少省份都陆续启动了本省的“美术工程”。2011年山东省启动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以后，我在创作选题上比较慎重，因为我要考虑到诸多因素的关系。全国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山东入围的有杨松林、徐青峰和我3位签约画家，中国画只有我一件，当时画的是《公车上书》。说来也巧，《公车上书》是100多年前中国发生巨变的开始，也是近代史的开端，那是中国第一次面临如何应对西方世界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历史选择了一代伟人孙中山。这次我选择画孙中山，首先是与我之前的创作在内容和延续上有承接性，我比较熟悉这段历史；其次，我作为民革山东省委的负责人之一，对孙中山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对他非常尊敬。这样，我就很自然地选择了这么一个题材。并且当年在画《公车上书》时，表现群像式的众多人物就是我的一个兴趣点，也有了一定突破，这次选择在广场上大量人群的组合且多为近景人物，难度就更大了，这对自己也是一个艺术的考验和能力的提升。

应该让大家多了解孙中山。因为我想画这个题材，所以之前询问过很多人——辛亥革命与山东、孙中山与山东有没有什么关系？不少人都说没什么关系，好像孙中山没来过山东。后来经过资料论证、召开座谈会，才了解到孙中山曾两次来过山东，这中间间隔十几天，一来一去，给山东留下了很多佳话。通过美术作品来表现孙中山先生在山东的历史瞬间，让大家都知道这段历史，应该是很有意义的。所以，确定了“孙中山在山东”这样一个大的选题。油画家杨松林先生这次还是画孙中山，我们俩很有共同语言，一些素材、一些相关的话题我也向他请教过，共同探讨过。他画的是孙中山在济南视察黄河大桥，我画的是孙中山在青岛进行演讲，并且他在青岛视察了市政建设、城市绿化及港口管理等。这样方能完整地表现孙中山在下野后，呼吁并身体力行进行实业救国的一代伟人形象。

记者：您对这个题材做了很多功课，对于孙中山与山东的关系，您肯定有过比较详细的了解，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

孔维克：在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我画过一幅《同志仍须努力——为国父孙中山造像》。当时恰逢台湾邀请我赴台进行学术交流活动，为了画好这张画，我特地去了国父纪念馆拜谒孙先生并藉此汲取艺术灵感。在纪念馆里我看到了一副衣服架子，支撑着孙中山先生生前穿过的上衣和裤子，两边挂着一副孙先生的亲笔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件摆设让我非常感动，先生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崛起而艰苦卓绝奋斗的一生，他在病魔折磨的临终前还念念不忘激励大家，但他本人已经乘清风而去了。眼前的景象多么像一件“装置艺术品”呀，这让我陷入了沉思，也产生了构思。我就画了一个晚年的孙中山肖像，两边配着这副对联。画上的题跋很多人没注意，其中提到我看了孙中山先生临终之前给友人的一封信，这封信就解释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含义。信上大概意思是说，虽然我们推翻了帝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的成功，什么叫成功呢？只有我们中华民族和世界列强站在一起，我们不矮人一头了，那才叫成功了。所以，同志们仍须努力，不要认为推翻帝制了，剪掉了辫子就是成功。我在题跋上加了几句话，孙中山先生想看到的那种现实，今天实现了。这件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民革中央副主席齐续春先生注意到了这段话，认为这个观点与他相合，他特别让我打印出来发给他。前年画这幅作品时，我已经在构思山东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去年也做了很多案头的准备，今年完成了草图和墨稿的创作。这幅画与《公车上书》一样大，也是3米宽、6米长，作品的完成前前后后用了3年多的时间。

为什么选择这个瞬间来表现《孙中山先生在青岛》？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孙中山先生已经卸任临时大总统职务，他为了保存革命的实力，对袁世凯作了让步。为什么这么高风亮节？因为他想的是中华民族在世界的崛起，而不是计较个人的荣誉和官职。当时孙中山就说过，要干实业，实业兴国。他要修20万公里长的铁路，还包括修建三峡大坝蓄水发电的构想，也是他当时提出来的。他之所以赴京与袁世凯会谈往返两次假道山东，也有一段故事。当时刚发生了临城大劫案，从上海坐火车直接去京要路过枣庄滕州一带，路途很不安全，所以采取了坐船水路来山东，再转火车，遂有了两次在山东逗留的佳话。他来的时候是从上海坐轮船到烟台，受到张裕葡萄酒公司张弼士等工商界人士的真诚欢迎和接待。接着就从烟台到济南转车又到了北京。从北京会谈归来，在济南有个逗留，去看了千佛山和黄河大桥。然后又从济南到青岛，从青岛坐轮船回上海。关于这一段历史描述的几个版本也不太一样，有的文章说孙中山去青岛，德国人不让去，孙中山的民族自尊心很强，越反对越要去，去之后演讲的内容也是反帝反封建的。这是一种说法。后来我看了有人查阅德国人留下的档案，就不是这种表述。档案里说，德国人很尊重他，不但没反对，而且还邀请他去青岛。他去之后先是拜访了德国总督，德国总督也回访了他。后参观了德国人治理的港口和城市的绿化并大加赞扬，认为西方先进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多几个像青岛这样的城市，中国就进入现代化行列了。当时他的演讲，应该也有这方面的内容。《申报》也如实报道过这件事情。文章说，在德国占领的土地上大谈反帝不太可能，既没有起码的礼貌，也没有策略。这一点也是较可信的。

另外，我还到省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这方面的文献资料、老照片、明信片，到青岛三江会馆、德华中学遗址作过实地考察，还访问了一些了解这段历史的专家学者，比如横幅上的“热烈欢迎孙逸仙博士”字样，就是一位专家特别提出来的。

记者：《孙中山先生在青岛》与《公车上书》同属于重大历史题材，两幅作品在艺术上有什么不同之处？取得了哪些突破？

孔维克：应该说，这两幅画在我的艺术探索道路上都属于一个艺术方向。我的艺术创作有四五个系列，其中我最看重的就是这个现实主义创作序列。我20多年前的《公车上书》及《孔繁森》、《齐鲁曙光——党的一大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肖像》、《为国父孙中山造像》、《国学大师张伯驹》，还有一系列的生活人物的写生创作等，都属于这个系列。这个系列的绘画技巧难度相对比较大，这也是中国当代应该大力提倡的现实主义创作，即运用传统的水墨工具采取创新的手段来表现火热的现实生活。这个路子源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画改良运动，它催生了新中国人物画的崛起。可以说现代水墨人物画是一个全新的艺术品种，在近百年来经过三四代人物画家们的共同努力才走到了今天，取得了巨大成就。无论是在造型特点、艺术观念，还是在表现技法上都与传统的人物画不同，从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系统。每个时代都有一批画家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有所推进，今天现代水墨人物画在形式及艺术语言上已经非常成熟，且也产生了不少传世力作及代表性人物，但在表现手法和绘画语言上仍有很大的开掘空间，这是我们努力探索的一片天地。我的探索也是在为这片沃土的开垦上作出自己积极的努力。

我的这两张画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即都是对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画的艺术表现和笔墨塑造上有所推进。首先，在传统笔墨和现代造型的结合上，与一些画家用毛笔画素描不一样，比较注意用笔着墨的传统意趣，与西画的明暗处理结合得比较巧妙，使水墨的表现力大大增强。比如说画《公车上书》，对辫子、树和石狮子的表现，都是有所突破的，还有闪烁的光影效果，把光画出一种雾霾的感觉。其次，在人物的塑造方面虽有难度，如有大量的清代服装，而清代服装很单调，不好表现，在墨块与线条的转换上我做了大量探索，取得了一定突破。

《孙中山先生在青岛》要比《公车上书》难度更大些：一是人物更多了，而且都是近景人物，要求形象更具体、生动，需要个性化刻画，这就要求笔墨与形象契合得更加紧密。二是人物服装变化也多，尤其是大量的黑衣服——中国画表现黑衣服一直是个难题，我用大量的没骨画法画黑衣服，尤其是前景的3位警察的背影，难度很大。再则画面中有一些古人没画过的道具——包括汽车和洋车，在表现技法上都有所突破。三是在细节塑造上注重用笔的组合、行笔的快慢所带来的质感变化，如大量的礼帽、毡帽等各种各样的帽子，这些帽子每一个都有各自的特点。人物的塑造也是如此，包括人物的头发，这里面比较多的就是民国时期女孩子的发型。还有布料的变化，如讲台上那些人物的丝绸、亚麻布、棉袄等质感的表现都很强。上面提到的这些，以前在中国画上很少有人表现，我自己也没画过。四是在一些细节的塑造比较讲究，如糖葫芦的质感，及麦草、横幅、布帘、纸标等。尤其是画面里的菊花和杂树都要符合整个画面的要求，这样都是又见笔又见墨，和古人画的花鸟不一样，要有技法语言的协调性、统一性。以前人物创作中出现的花鸟，一般都是把花鸟画的技法直接搬过来，如那样就会显得很生硬了。同时这些表现又要不同于西方绘画，不能用素描来表现，要用笔墨来融合光影、结构等因素。这就是中国式的表现，同样也能表现出丰富多彩的质感来，这些都是有所突破的。五是在构图上力求饱满热烈，在用墨上注重凝重厚实，在造型上追求真实拙朴，总体的气氛力图营造出一种凝重大气的感觉。

记者：这么大的一件作品，您肯定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具体是怎么做的呢？给我们谈谈创作的整个过程吧。

孔维克：对，这是大型创作与小品画所不同的地方。这种画既要借鉴油画的创作方法，又要学习电影的调度手段。首先是案头工作，即大量史料的搜集阅读，除了文字性的资料，还要有大量历史图片。我在省图书馆看到一批青岛的老明信片，那个年代的市民形象、道具、汽车和警察都是在那里看到的，对我画面的构思也起到了很大的启迪作用。

到了具体刻画人物形象的时候，还是要借鉴西方绘画的优势，这就是写生。我请来话剧团的演员当模特，穿上那个年代的服装。我跟模特说戏，让他们进入角色，然后再进行现场写生，同时也拍了很多照片，写生与照片二者一结合，画出来就比较生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画这种大创作需要经过许多环节和过程。第一步是反复勾画才能确定小草图。第二步是我画了一张四尺整纸大的小墨稿，墨稿看起来也像大画，但是没有细节，主要为了看大效果、大气氛。第三步是在小墨稿后要用木炭条画一个3×6米原大的素描稿、也就是定稿草图。画草图的时候就把所有的人物形象道具和用线笔墨的感觉都抠出来，大家看了这幅草图的幻灯观摹后认为画面的人物形象多、变化大，但都表现得很生动，问我来源在何处？我说是从四个方面产生这些形象的。一是来自老照片，二是来自现场的写生，三是来自为这幅画而拍的照片，四是来自多年来在大脑中的形象积累。有很多人看到草图的幻灯片以后，以为是完成的水墨稿，因为虽然是用木炭条工具作画，但也已经画出水墨稿的感觉了。第四步是最后的关键，即把原大的木炭稿拷贝到正稿大白宣纸上，这样才能正式进行正稿的创作。画正稿的时候还要看那张“正稿原大草稿”。但是没有那么大的场地，怎么办呢？就把原大的草图，通过喷绘的形式缩小到小一些的板子上。这样能看着形象来画水墨正稿。所以这张原大的稿子有两个作用。一个是通过画这一遍来探索形象，为正稿做准备；二是还有个拷贝的作用,比直接在宣纸上起草更有把握。

这张画筹备了近3年，但画正稿仅两个月，那真是个煎熬。因为到了“实战”的时候，不可能完全按原来的设计那么理性地来画画，要笔笔生发，多数的形象可能还需要改动。要抛掉一切假设，调动一切手段和情绪为画面服务。要让画面自身是协调的，笔墨是鲜活的，气氛是生动的。

画起画来应该是全身心地投入。我把工作安排妥当之后，谢绝一切应酬将自己置于一种半封闭状态。除了出去开会之外，只要进了画室，就完全进入了自我的世界、进入了这张画。画室墙上挂满了老照片、速写，桌子上摆满了老照片、文献资料。画累了就睡、一觉醒来就画。不分昼夜、没有钟点。也不出去吃饭，自己泡个方便面、拌个凉菜，一顿吃不了放进冰箱下次再吃……累了看书也是看民国人物传记和辛亥革命的资料，画起画来我耳朵里也是民国的声音。画室放的电视光碟是从台湾带回的《老兵回忆》、《民国人物访谈》、《宋氏三姐妹》、《孙科传记》、《两蒋传记》等。只有在这么一种气氛里，才能把它画出来，画出民国的味来。

记者：您刚才也谈到创作和工作协调的问题。您从事美术组织工作，确实非常繁忙。我看到您的办公桌上10多个近期工作分类的夹子，您作为“十艺节”美术部副部长，参与“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的承办工作及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组织工作，另外山东画院还承办了3个“十艺节”的外围美术作品展览。您做美术组织工作事务非常繁忙，是如何处理好创作和行政工作关系的？

孔维克：我在美协工作了20多年了，从美协到山东画院也有3年了。在这二三十年当中，我基本都是业余时间在画画。并且白天有繁忙的工作，只能在晚上画画。我很羡慕那些画院里的专职画家，白天画画就是上班，晚上回家是下班，不画画可以看看电视、休息、看书；另外像学院里的一些教授，集中教完课也比较自由，还有两个假期可以好好画画。做组织工作没办法，必须挤时间画画，每天早晨必须7点半起床正常上班，半夜两三点钟才能睡觉。这样就要比别人付出双倍的努力。我平时都养成习惯了。还要学会抓时间、挤时间，比如我的大量速写都是在出差出访的间隙里抓出来的。再就是还要学会马上进入创作状态，我没条件花很长时间去培养创作情绪。所以养成了一个习惯：一旦拿起画笔，就能马上进入状态。有不少画家朋友戏说我的创作思绪像自来水，随时拧开就能出水。这也是条件所限被逼出来的习惯。

这次重大历史题材的正稿创作，别人都画了半年多了、眼见不少人都陆续交稿了，我剩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才开始画。因为除画院的工作外，我这次在“十艺节”组委会美术部还负责了一部分“十艺节”创作的督导及组织工作，要把各项工作都做好并安排好下一步工作才能安心画画。

“中国十艺节”最重要的美术项目是全国大展，我们既要办节，又要参节。一系列启动、评选、论证、发动工作，需要经常开会。另外，“十艺节”山东画院承接了3个项目——“齐鲁画风山东中国画大展”、“美丽的传说——山东画家画民间故事展”，还有“海峡两岸画家画宝岛台湾写生展”，这些展览都要经过策划、启动、创作、评选。“美丽的传说”合格的作品要签约，不合格的还要辅导。这几个展览都要出画册，招标、撰文、编排……装裱、布展、开幕等工作非常繁琐。此外，画院本身的建设——建章立制、进人、场馆建设参与论证……这些工作也都很重要，都要认真去做，这就耗费了大量精力。此外，我还有大量的社会职务：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山东省副主委、民革中央画院副院长，公安厅、法院的监督员……这些社会工作，也必须认真去做。

做好这些工作的同时，个人创作只能挤时间、浓缩时间，“十艺节”的这5个展览我都有创作任务，的确必须要处理好工作和艺术创作的关系、个人创作与大家创作的关系，以及主题性创作和小品画创作的关系，只有兼顾到这些非常重要的因素，才能安心画出自己心中的画来。

记者：最后还是再回到作品上来，从您创作的这几幅作品来看，我们发现不仅仅是传统笔墨的锤炼和心境的抒发，还有一种社会担当在里面。在您看来，艺术家应该有哪些社会责任？

孔维克：我从画《公车上书》时候对这个问题就有一定的思考。我认为艺术品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愉悦感官给人以美好希冀、健康向上的力量，或者是调节心情、心境的，这类作品在表现形式上是小品式的、轻松的，它悬挂的地方有可能就是茶室、会客厅甚至卧室；而有的作品却是承载历史重任的，是流传后世的，这些作品的幅面是很大的，可能家里没法挂也不能挂，它应该放在艺术殿堂里，包括美术馆和博物馆。你走进殿堂以后能从作品中感觉到心灵的震撼，给你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和心灵的净化。这类作品应该有自己的存在价值。在西方一些博物馆比如卢浮宫、大英博物馆、奥塞美术馆、俄国的冬宫、夏宫等，我们都能看到一些幅面很大的历史题材或宗教题材作品，非常震撼人心。而中国的一些传世作品，往往都是虾、鱼、螃蟹、老鹰之类，幅面很小，当然艺术性也很强。但在表现我们这个丰富的社会和伟大的时代方面呢？作品却很小很少。所以作为国家行为，一定要在这个领域里有所加强。在上世纪60年代，国家曾经出资让画家画过博物馆作品，当时产生了像《决战前夕》、《狼牙山五壮士》、《地雷战》等脍炙人口的优秀美术作品。但大部分是油画作品，国画很少，因为那时的中国画表现力度远远达不到这个高度，画面大了以后容易显得空，没有震撼力。但艺术走到今天，我想应该有一批人在这方面作出探索，看看中国画究竟能不能有承载重大历史题材的分量，能不能有世界级震撼力的突破。画《公车上书》和《孙中山先生在青岛》，我就是抱着这样一种目的去尝试的。当下，中国人物画的表现形式丰富多彩、艺术观念百花齐放，没有了禁锢和禁忌，对艺术的发展来说不啻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作为写实主义的水墨人物画，目前已有了下滑和衰退的趋势，各大美院也不太重视这方面的教学。这种艺术形式最见功力，也最费力不讨好，年轻人往往不想下此苦功了。现代水墨人物画几代人的努力、几代人的智慧、几代人的积累，如失去了传薪之火，将会非常可惜。所以，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现实主义应该成为中国人物画的主流》，来呼吁年轻的画家们要在这方面多做探索。当然我自己更是在身体力行，以后还要在这条路上继续往前开掘。自己对此也很有信心，因为除了平时进行的一大批写实主义创作探索外，这种重大工程式的中国人物的巨幅作品已经有过两张的创作经历，感觉一张比一张更成熟。我还有很多想法没有实现，也绝不会重复自己走过的路，将要竭力使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画薪火相传，一步步推向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