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属专题：颜世贵专栏  

他如愿以偿地在天安门广场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毛主席第二次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在红色的喧嚷的人海里，他似是而非地见到了。留下的印象，就是城楼上挂的那幅画像。接见过后，广场上一片狼藉。北京来过了，毛主席也见过了，他们无心看大字报，决定南下去韶山和庐山，为了拿到这张证明，他们回到了校园。学校开的证明上列举了八个省市，目的是学习文化大革命，有效期120天，食宿行免费。大学校名是改过后的称呼。那时候时兴改名字，什么“卫东”、“文革”、“革命”……户口本说改就改了。后来，他提前离开学校，被选进人民日报社工作。迁户口时，民警说他名字里有“封资修”，非改不可，否则不给办理。关于名字的故事，有许多让人啼笑皆非！

这一回，他游了西湖、爬了庐山，又第二次进京。此时革命大串联已经进入了高潮，火车的行李架上、厕所里，到处塞满了人。因为超载，火车走了七八天才到达北京。革命大串联的高潮持续了半年，各地运输、接待的超负荷终于使中央在1967年的2月底宣布停止串联，这空前的旅游结束了。历史沧桑，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曾做过的事，说过的话，现在想来荒唐，而那张学校开具的外出串联证明告诉你，它们的确发生过！

家里的一棵大树

至今在爸爸书桌的玻璃板下，仍压着我小时随意画的一幅钢笔画。画面上虽然很难辨认出画的是兔子还是猫什么的，却让我想起童年和妈妈相依为命的日子。那时，妈妈带着我在江南的一个小镇上教书，爸爸在遥远的北京当记者。记忆里没有一家人相聚的画面，能让我想起爸爸的只有他给我讲过的“两只小山羊在独木桥上相遇互不相让，最后一起掉进河里的故事”；再有就是这幅画了。

我7岁那年，爸爸的同事黄伯伯出差南京，专门来乡下看望我们。在送黄伯伯走的汽车站的候车室里，黄伯伯对我说，不给你爸爸带点礼物吗？我想了想，当下向黄伯伯要了一张纸和笔就画了这幅画。后来，爸爸几次搬家，这幅我几乎忘掉了的画都没有拉下，一直压在他书桌的玻璃板下，珍藏着。我想，那幅画带给爸爸的，是一段艰难岁月的回味和对女儿深埋心间的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