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属专题：孔仲起艺术专栏  

孔仲起先生为孔圣后裔，七十三世孙，祖籍浙江慈溪，1934年生于上海，令尊小瑜先生以花鸟、博古画擅名，兄伯容亦善画，自幼得父兄熏陶，为学习中国画入门迈出有益的第一步。解放后先生辍学参加工作，但学画的热情未减，那时的仲起先生少年热情，思维活跃，喜爱作漫画并经常发表，初露头角得到上海漫画界前辈的赞许。1955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师从潘天寿、顾坤伯、潘韵、陆维钊等先生。50年代的美术教育，沿袭着20世纪早期以来，激进的文化思潮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否定，提倡“西化”“中西结合”的思路，更施以行政的手段，推广苏俄的美术教育模式于各种不同的系科，包括中国画专业的学生甫入学即先画石膏素描，以训练其造型写实能力，不再以临摹为基本的学习方法。数十年的经验证明，新的美术教育模式对于中国画来讲，人物画受益为多，山水其次而花鸟画则未见突破性的进展，而中国画注重意境和笔墨书写的民族特色，却有相当程度的消减。古人讲“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有得必有失。当年坚持“改造”中国画，提出的“中西结合是中国画唯一的前途”之说，如今已被事实证明站不住了。所幸的是当年潘天寿先生主持浙美时，对此有很清澈的认识，他的“中西两座高峰论”“中西绘画拉开距离说”实在高明，或许因此浙美中国画系的学生们虽然也得到很好的造型能力训练，但是在传统中国画理论和技法的教学方面显然更为重视。孔先生回忆当年入学的前两年里临摹课较多，明显与时流不同，学生们获益不浅。其实这里非仅技艺层面之争，关键在于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回顾孔仲起先生60年代的中国画创作《日日昇》（1964），尽管也是表现水利工程的现实之作，但并未因描绘现代工程而放弃笔墨的书写意味，而概括洗练的手法，以及画面上的树石、流水更是运用了传统的表现语言，令画面具有更多的传统意蕴。我设想画家早年受到父兄的熏陶，以及当年浙美中国画系的教学思想同样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