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的文化建设中，官方修史是推行“文治”国策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过修纂各类史书、阐释历史，以配合统治策略，达到转移人心、扶持纲常的目的。《石渠宝笈》就是清代乾隆、嘉庆两朝编纂的历代宫廷收藏的大型艺术着录文献，其目的就是制定着录，推行和倡导当时皇家的文化标准，宣扬统治者的政治主张，为封建当朝者歌功颂德。

《石渠宝笈》是要建立维护皇家需要的符合封建统治者利益的文化标准

此前，康熙喜欢汉人的文化，酷爱书画，是他扶植了画风崇尚摹古和程式化的清初“四王”，并使其作品成为皇家的绘画标准。这可能是他确实喜欢“四王”绘画的缘故。同时，从政治意义上看，“四王”作品的画面所呈现的“平淡面貌”恰与封建统治者希望达到的“天下安定”的政治目的相符合。所以，此后乾隆编纂的《石渠宝笈》也同样渗透着皇家统治者的政治诉求，是要建立维护封建皇家需要的符合统治者利益的文化标准，而非对艺术的真正推崇。“四王”之一的王时敏在《西庐画跋》中反复强调作画要和古人同鼻孔出气，“于古人同鼻孔出气，下笔自然契合。”而同时代的石涛提出的却是“笔墨当随时代”、“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美学思想，他的艺术主张和绘画实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这种“新奇”观点，却得不到皇家的赏识。虽然他两次被康熙召见，但他的绘画艺术却一直游离于主流之外。从统治者对待“四王”和石涛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皇帝们真实的鉴赏能力和水平，他们一方面彰显对汉学文化的推崇，一方面也表露了他们对汉学文化的某些误读。再拿明清两代的官窑瓷器相对比，收藏界的共识就是：明瓷体现的是一种“雅”文化，而清瓷特别是乾隆官窑，由于刻意精工细作、纹饰繁缛华丽而显现呆滞僵化的风格，反映了其文化内涵的“俗”。同样例子，还在家具设计和制造上，影响当今世界极简主义设计风格的明式家具，其典雅品位远远高于雕饰过繁过滥的清代家具。

《石渠宝笈》着录的并非全部是精品和真品，这已成为学界和收藏界的共识.《石渠宝笈》仅仅是用文字记载的、没有图片的自晋、六朝、隋唐到清朝历代书法、绘画、碑帖、版本、缂丝等作品的“总账目”。它记录的是作品的名称、质地、尺寸、款识、前代鉴藏印记、题跋以及清内府印记、乾隆皇帝过目的题跋诗文。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因为乾隆、嘉庆两朝的内廷鉴定水平所限，而且受到皇帝个人眼力、喜恶的制约，不仅收录了大量的平庸之作，更收录了无数赝品，有的甚至故意以假当真。如以前我曾举例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其伪品首先进入宫廷，乾隆一见大加叹赏，屡屡题赞，甚为喜欢。后来真迹来了怎么办呢？他也明白真迹确实是好，但自己的话已说在前面了，不可能自己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就让手下的大臣去题诗贬低这幅真迹。这是由于封建王朝的等级制度、皇帝的家长一言堂造成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行为，为后世的鉴赏带来了许多祸害。又如，明清两代在苏州一带聚集着一批民间书画高手，形成了专门制作假书画的作坊，他们所造的假书画后来被统称为“苏州片”。那时“苏州片”已具有相当高的造假仿制水平，几可乱真。有不少人就用“苏州片”进呈皇帝，这样的东西，《石渠宝笈》也照样着录。所以，《石渠宝笈》重要着录的画作并非全部是精品真品，虽然其中有中国美术史上的璀璨瑰宝，但同时也充斥着大量的庸劣之作、伪作和仿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