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乱翻书，再读顾亭林《日知录》。见其中引《管子·牧民》四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顾氏对此进一步解释说：“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国耻一句，针砭时弊，发人深省，震聋发愦。

　　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极爱抬高孔孟，在野的文人墨客却经常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孔孟在历史上的名声总是有好有坏。但平心而论，儒家知识分子也不都一无是处。顾亭林一类就很不一样。翻遍二十四史，似此公此辈者其实为数不少。这些人特立独行的时候，确实光彩照人。比如讲到学术学问，至少以下三条是今人所不能比的。一是他们做学问最在乎的是内行人的看法。内行人的评论，哪怕只有一、二人，一、两句。他们都很忌惮，很畏惧，很在意。时时戒慎恐惧只怕在内行人中留下笑柄。至于外行人的捧场，虽千万人亦不足论也，所以夫子有当仁不让于师之说（见曹聚仁先生对朱紫阳此句之解的说明）。而当今万人迷恋的大师，虽能玩昏官愚氓于股掌之上，强项也就是乖巧柔佞而已。

　　二是古人认定有学问不一定有科名（相当于现在的所谓职称学衔之类），有科名不一定有功名（相当于博士毕业、院士出头不一定能当上院长、校长、委员长、主席的意思）。古代的大学问家很重视这个区分。而儒家传统士为知已者死一说，其中就隐含了强调独立人格的意思。独立人格为士之魂魄。士为知已者死，不知已便不理你。耐得住寂寞也就是坚持自别于芸芸众生，不为世俗所动。学夫子道不同不相与谋，理想不一样，鲁国的司法部长不干也罢。所以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中便有不食周粟的一批人。在中国学术传统里学问、科名、功名三分之说很重要。直到近代，游学只为求真，不把任何证书放在眼里的如陈寅恪那一批人，就深受这个传统的影响。

　　三是古代的庙因菩萨而扬名，不像现在的菩萨靠庙吃饭。古人见面，经常问的是你这个庙里供的是何方神圣？如果是真神，蓬蒿满地也必肃然起敬，如果只是金碧辉煌的泥塑，纵有天子御笔也会拂袖而去。今人见面，先问你住在哪个庙里？如果是奢华无比的京师相国之家，你就是一块砖头，也会自觉得意无限。如果是在荒郊野外，真神亦无人问津。

　　故而古代的仙神下凡先介绍自己是谁？现在的泥塑出场则用庙号来包装自己。

　　所以现代的泥塑只看重表面包装，不愿意深研学问，把正常的讨论当作对自己的冒犯，不接受任何不见意见，不修正任何学术错误，老子天下第一，老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其实学问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虽圣人亦不能免。所以古人不以不知为不知为耻，只以虚心为荣。

　　且不论孰是孰非，至少古人有独到奇磈之处。并不像现代人解释的那样，古人只会讲华丽空洞的词句。

　　在我们的传统中，不用说六经，就是二十四史也留下了信息无限。只不过没人下功夫读就是了。

　　我们这个时代受西方现代哲学的毒害是太深了。人在不断的被解构中，变成了不如野兽的怪物。无休止的自我欺骗，无意义的装腔作势，无止境的巧取豪夺。人和社会被不断地扭曲。过去我总认为西方现代哲学不过是一堆垃圾，但在一遍又一遍地读现代哲学的经典，在他们的垃圾场上不断搜索之后才发现，还真不能轻视和忽视他们。这使我想起叔本华的警告：“启蒙运动寻找着它自己可怕的命运，孜孜不倦地研究下去，结论对它自己十分恐惧。” 时也命也，此话不幸而言中。经过几百年的历史检验，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信仰指引的理性与启蒙，已经进入死胡同。

　　现在我们的国家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正行进在一个伟大的航程中。尽管我非常赞成英国人汤姆?尤因的话，中国是世界经济百年中的最大成就。尽管和过去相比，中国已变得面目俱非。但我还是认为在这个伟大航程中，我们乘坐的是一条老船、破船。千疮百孔又超载过度。所以只有保持船的稳定才能继续航行下去。在这个重要的转折与发展时期，非常需要不造假，有信仰的知识分子！可是看到有个名校长官造假真相事无巨细已大白于天下的情况下，公然诿过于学徒门生，士大夫如此无耻，国家危矣！

　　要记住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第一届总统就职演说中的两句话：在挪亚的方舟上，人类必须和衷共济。因此发达国家应当用建设性的态度帮助中国，而不是捣乱中国。发达国家尤其需要站在全球化的角度上，重新审视检讨西方文明，重新审视检讨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也应当认识到，没有信仰的哲学家，决不可能发现真理。

　　回到主题，知识分子士大夫的表现事关国家地球，事关国运球运。知识分子需要时时警戒自己。改用裴毅然年轻时写的诗，真的需要一支警惕的骑兵队，巡逻在知识分子良知的国境线。君子大器，要在知耻（见庞光华先生君子丕器解）。而存在于信仰之中，还是存在于虚无之中，这是一个问题。这也就是塞维提诺所说的伟大的和最后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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