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回谈到的误编出版“并非有意”的性质不同，当今的一些书画经销商与职业书画造假人纯粹就是趁现在出版界管理相对较宽松、较自由之机，策划通过书的特种“包装”来为书画赝品的抛售打开一扇方便之门。恕我直言，这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如果没有那些出版机构的功利作为，经销商与造假人就很难钻这个空子。根据笔者10多年以来细致观察，唯有两者一拍即合，才会最终导致造假者一次次“阴谋”的得逞。

人为出版

“人为出版”手法的始作俑者是一些海外不讲诚信的书画商人，特定时间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地点是中国香港、台湾及新加坡等地。因为该时该地区的印刷出版业相对来说较之内地发达，书画市场起步早，资金投入也充裕。一些书画经销商在举办名家书画作品展销的同时，往往要印制“名家作品集”之类书籍册子以配合展品作销售。当时，海外也很盛行“集资”出版某某书画名家作品集册这样的活动。请大家想一想，既然策划者与随份子方皆是为了某种算不上是为了弘扬民族文化的目的而出书，且此类书又多半不会被拿到书店里销售，那么，书中作品来路正否、署名为某名家的作品有无经过鉴定专家的把关，必然是难有着落的事。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内地诸如此类情况的发展就更加离经叛道：正规出版社“有偿提供”书号，专业报刊买卖版面，有的记者编辑收受红包行事等等，渐渐成了半公开的行为，更为“人为出版”书画伪作提供了行为空间（或称条件）。我们完全能想象得出，当某些初涉书画投资领地者们在面对着一件或数件出版于某版本，书名很堂皇的名家作品集册里的作品时，单纯的他们心中的信任与期待指数会有多高自然不必言喻。但是，现实又着实是太残酷了。如今鱼龙混杂，赝品充斥的名家作品集册已不计其数地登堂入室了，已然若地沟油般，给健康高尚的书画收藏活动带来了重大“隐患”。我们的书画买家们若是一味“天真”下去，或处于掉以轻心的状态，就免不了要蒙受精神与经济的双重损失。

迄今为止，基于带有“人为出版”性质的有关名家艺术与作品的出版物极多，因此受到业内人士质疑与非议也相应成正比。像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傅抱石、陆俨少与石鲁等几位名家便是“人为出版”伪作的“重灾户”。以至于我无论在何时何地，每当看到某一部新出版的名家书画集册时，我都会像以往接触任何一件署名某名家的作品一样，绷紧着神经，以审视的目光与心态来对待它。要是让我找出与本文阐述话题相关的若干书籍与名家赝品实例，那简直是件信手拈来的事。其实，在写本篇文章前述部分的许多辨伪文章时，用到的一些伪作范例就来源于很多所谓某名家的画册中。

如近些年出版的所谓“陆俨少艺术”的书有很多，混杂在那些书中“似曾相识”的作品就有不少。而当我们再去翻阅同样是该名家另外的几部书时，常常就能发现极不正常的现象。请大家注意看图1这件署名陆俨少的对联书法，它出版于某出版社出版的《陆俨少书法墨迹》中，但当我们再翻阅出版于香港版《陆俨少书画藏品集》第一卷中的某页时，就会发现刊印有惊人相似的图2作品。从这两件作品中，字的笔线运行状态与结体去判断，尤其是看到它们右上方上款小字，图1的笔线轻浮、字与字无呼应征象，与图2的不同时，图1的伪作属性暴露无遗。

伪造出版物

我不否认，书在普罗大众的心目中，无论如何仍享有较高的“信任度”，尤其是出版时间较长，外观较陈旧的书，势必看上去就更具“真实性”与“说服力”。初入收藏圈的人决不会无缘无故就会想到，书也会被有意造假的事实。

正是由于造假者的策划往往总是超前于“一般”人，他们早已捷足先登干起了“伪造出版物”的勾当，让近几年常在鉴藏界活动的人想忽略它们都做不到。“伪造出版物”的具体造假手法大致有两种。一是找来“对路”的旧书，将伪作仿照原书页面的样子进行影印，再施以做旧，然后“偷梁换柱”，重新装订原书，表面上看还和原来的书一样；二是杜撰一个匹配的书名及书号，并盗用某正规出版社之名，将批量伪作入编，进而印刷成书。也有的将成书内外都处理成布满折痕、虫洞与霉渍的旧书模样。

在酝酿撰写此文的日子里，我刚好又收到一本北方某拍卖行的拍品图录，其中有几件画作都分别用红颜色字体注明了该作品曾出版在某某不同年月的美术界专业刊物《美术》杂志上。正好笔者几十年来一直在订阅和保存有此刊物，为了验证该拍卖行的“诚信度”，我便到书橱中去找出那些被明指的相应具体出版年月的《美术》杂志。结果根本就没有见到能“对号入座”的那些画。如，图3署名萧淑芳的人物画，拍卖图录上注明“附出版物《美术》2002.6封二”字样，而我查阅到的2002年第6期《美术》的封二却是一幅版画，即图4，图5是该刊的封面，这是最最客观真实的辨伪物证了。

文/黄鼎（鉴定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