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画派”是19世纪中叶（1843年）至20世纪初（1927年）一群画家活跃于上海地区并从事绘画创作的结果与风尚，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重要的绘画流派之一。“海上画派”所倡导的一种新的绘画审美观念与方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画家们的创作仍具有益的启迪，今天仍能从现代中国画家们的笔端感受一二。

＂任伯年-羲之爱鹅图＂“海上画派”的形成与发展和上海这座新城市的崛起直接相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上海只是海滨小渔村，黄浦江上仅泛几只小渔船，自1840年开埠，上海既成为西方殖民者渗透中国的桥头堡，又成为中西文明的交融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它已经成为一座由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势力共同作用下的近代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最具魅力与活力、光华四射的大都会。上海这样一个繁华都会的形成，吸引了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人才到来，成为名副其实的淘金地。富商阶层可在此寻找商机，达官贵人可在此享受奢华生活，知识分子可在此觅得更多知音，年轻学生可在此学习新知，艺术家当然也不能例外。

历史有时就像一个万花筒，有些偶然的、并不经意为之的因素出现，往往会导致一种巨大而富有转机的嬗变。海派书画艺苑在清末民初之际，与陈宝琛、沈曾植、张謇、陈三立、朱祖谋、康有为、曾熙、李瑞清、张元济等这批从宫殿官场上退下的高官、名臣、大吏不期而遇，而改朝换代的时代洪流又挟带着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汇入了这个新崛起的艺术流派。于是，历史为海派书画提供了一种高端发展的契机和创造辉煌的平台。这批士大夫中的绝大多数人禀性正直而为人友善，清刚自律而政声良好，颇得时誉。只是他们怀着“一土不事二朝”的古训和“忠君不二”的旧传。

从19世纪中叶开始，直至20世纪上半叶，上海周边的画家，带着吴门派、浙派、扬州派、金陵派、虞山派及毗陵派的遗风走进上海，如杨伯润传扬着虞山派脉绪，齐学裘则带来石涛的气息，张熊则把恽南田及吴门画挟风带雨进了上海，任伯年带来了陈老莲的风格，朱梦庐带来的是华新罗的气韵。

在当时的上海，商贾与仕绅交往之间，绘画与书法的赠酬，是极为现实性的礼品，典雅适宜；这项经济状况的衡量也间接促成上海地区艺术活动的蓬勃发展。正由于商业因素的极大介入，海上画家逐步适应了新的环境，并开始求新求变，从原先日渐封闭保守的中国画壁垒中突破出来，将自己的视野放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个性鲜明；重视诗书画印诸方面的修养，从民间艺术中吸取营养，雅俗共赏；借鉴吸收外来艺术，凸显出“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精神，形成了着名的“海上画派”，使绘画更加符合社会的审美需要，从而成为绘画史上的又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