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画家米歇尔-马多的《汉口诗抄》是一组水墨画，分为大小两种尺寸。我问他为什么画幅有大有小，他说是因为当时找到的宣纸就这两个尺寸。说完他还补了一句：毕加索说，没有红色就用黄色，没有黄色就用蓝色。不瞒你说，这可能是我听到的毕加索说过的最观念性的一句话了，它充满了画家的自信和对绘画的不以为然，尽管这种不以为然是假装的。由毕加索这句无法证实的话，我联想起也是听来的齐白石的一段轶事：李可染早年曾就执笔法请教齐白石，老人却只说了一句“不掉就行了”。齐白石对于绘画基本问题所表现出的语气上的不以为然和毕加索异曲同工，属于用大白话进入观念层面，即让人真正领会到了什么是“法无定法”。

可惜，今天的艺术在涉及“观念”时，由于喜欢借助于别的学科以及一种接力赛式的艺术史文脉，估计怎么也不会把毕加索或者齐白石的这种认识视为“观念”的表达。此外，从时间上说，我们还遇到了另一种不幸：毕加索，除非是在艺术史的课堂，不知道还有谁会把他挂在嘴边；而齐白石，或许就因为他太家喻户晓了，我们都不好意思从他那里再拿什么，头脑里只记得“画贵在似与不似之间”

除了讲讲画家画的是什么，或者形象如何生动，意境如何深远，我们的确还没有找到一种提炼绘画中的“观念”的方法，所以画家一旦碰到哲学家，就只有听的份。这个局面在今天尤为让人难堪，也有一些等不及的画家索性改行去干了其他，比方说拍录像。不管怎么说，录像的画面、声音以及对时间的运用，在技术上能够证明它们属于这个时代。可是绘画，它属于跟发明无关的人类的原始冲动，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百变不离其宗，我们面对它就像面对三座大山，今天除了用它来表现今天，或者是用今天的趣味来表现一切，似乎它已经没有了多少谈论的可能性，而“观念”这个“美学”的继承人，最终是要被谈出来才算数的。所以，无语的绘画只能以心领神会的方式在画家、批评家和鉴赏家之间频繁地传递着早已经被编码的信息。

我们所说的“无语”，指的就是无法一波三折和有层次地谈出点问题。要谈，最多也只是围绕着与画家、作品相关的一段段轶事，例如像《富春山居图》这样的合璧的国宝，带出历史的同时也滋养了我们的媒体工业；又或者被刷新的拍卖记录，一次又一次地搅动着人们的投资和财富观念。如果你想绕开轶事、远离现实，只想就作品谈作品，那你就得有勇气，说《富春山居图》并不怎么好。不好在哪里？构图平庸(与许道宁、赵孟相比)，用笔流滑(与倪云林相比)，要是不这么一合璧，还真想不起来看仔细点。看看那些画得太写实的小树，好像刚刚种上去的，明显不如黄宾虹的处理手法。可是顶礼膜拜也是一种观念，而且还是集体的观念，这就更难动摇了。所以，从伦理上说，关于绘画的个人评价永远也不可能战胜集体记忆，这毕竟还因为事实上我们谈论绘画从来都没有做到入木三分。

“请画家谈谈创作构想”——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以这样的开头来获得对作品的第一手解释，结果我们听到的主要还是一些轶事，关于画家的个人经历，或者是时代给予他的某些触动。如果画家在喃喃自语时不慎提到一位哲学家的名字，哪怕是庄子，人们就会觉得这位画家开始故弄玄虚了，这种朴素的判断事实上暗示出人们并不希望绘画有什么观念。当然，就像绘画的诗意不能是对诗的图解一样，我们也不希望绘画的观念是哲学概念的演习。德勒兹以哲学家的身份写了关于培根绘画的《感觉的逻辑》，难道培根会从那以后时时想着德勒兹的书吗？培根固然有自己的观念，但那是出自艺术家的神经作用，某些方面被德勒兹扑捉到，某些方面则一直处于神秘状态。至于德勒兹，从来也不想充当一位批评家，所以他的《感觉的逻辑》仍然是“六经注我”，即真正的从哲学家角度出发的概念演习，《卡夫卡》、《电影1》和《电影2》莫不如是。

所以我们时不时会被毕加索或者齐白石的不以为然的态度所感动，因为当中隐含着只有绘画才有的逻辑。在这个逻辑之外的绘画，总是越来越走向简单，同时也越来越令人着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