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花鸟画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着悠久的历史发展行程。推其先，花鸟画的形成，是受了山水画中松石一科的影响。从历代美术史的著录中，可以探索出它们微妙的交织关系。

盛唐的毕宏善画松，《宣和画谱》中说他"笔力纵横而有骨力，变易前法，不失真形"。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里也说："改步变古，自宏始也。"变就是创造，毕宏笔下的松石，增强了松石的艺术效果，成为以松石为主体的《松石图》。擅长画松的张璪，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现实主义理论指导下，从体验现实景物人手，通过丰富想像进行创造。此时的花鸟画已经以其独立的艺术形象、风格、表现技巧和人物画、山水画分道并驱了。在表现技法上，已经精巧而熟练，在取材内容上，也逐步扩展到山花园蔬、鹘雁虫鱼。边鸾是我国花鸟画的第一名手，其花卉精于设色，光彩艳发，脱离了在人物画中作为附庸的暗淡调子，赋彩鲜明，主题突出，已达到风格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花鸟画的成熟期。薛稷画鹤，孙位画鹰犬，刁光胤画花竹树石，都曾知名一时。

唐代各家孕育了花鸟画的萌芽，降至五代两宋，画家辈出，表现技法的大大提高和丰富，使花鸟画达到了鼎盛。

五代中黄筌、徐熙两家并起，在创作技法方面表现了不同风貌。黄筌仕蜀待诏，曾以画"六鹤殿"知名。他在殿壁上以活泼、真实的笔法，表达了鹤的惊露、啄苔、理毛。整羽、唳天、翘足的六种具体神态，从而得到"和生者毕肖"的赞誉。徐熙是江南布衣，善画花果禽鸟。他画的牡丹，"叶有向背，花有低昂，花光艳逸，哗哗灼灼，使人目识炫耀"。徐、黄二家一是勾勒工整富艳，一是笔墨淡穆萧疏，显示了"富贵"和"野逸"的两种风貌，虽表现手法不同，但他们师法自然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却是一致的。在徐、黄两派发展的同时，画家们对于花鸟画的取材更加宽广，渐渐发展到描写鹅、雁、鱼、虾、蜂、蝶、园蔬、蒲藻、药苗，以及在构图形式上的丛艳、折枝和墨竹、墨梅的专妙。

北宋初年，南唐、西蜀许多画人俱入仕宋画院。黄居寀是黄筌的季子，状太湖石能过乃父，精于湖滩水石，四时花竹。丘庆余写蜂蝶墨彩俱媚。高怀宝、高怀节兄弟，翎毛蔬果，并臻精妙。徐崇矩、徐崇嗣皆徐熙之孙，花鸟草虫，善继先志。徐崇嗣只用颜色敷染，不勾勒，称没骨法，是一时创造性的发展，给后代的影响极大。真宗时，赵昌、易元吉等辈出，更有力地发展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元丰年间，又有崔白、崔悫兄弟，状败荷雪雁，四时花竹，风范清懿。当时，在画论方面，还批判了在写生中曲尽其态，转尚工巧，失掉笔墨气韵和设色流于轻薄，致使气势骨力稚弱的不良倾向。要求在写生形完意真的同时，注意整体的气势与精神，强调气韵生动，妙造自然。宋徽宗赵佶，发展了北宋画院，开科命题，招收画士。他本人也工写兼能，《芙蓉锦鸡图》等典型之作显示了他在花鸟画上的精深造诣。

南宋时期，花鸟画继承了北宋的优良传统又有所发展。李迪、李德茂父子，均学徐熙、崔白。黄派嫡传李安忠、李瑛父子，有《野卉秋鹁图》传世。赵昌一派又有林椿、林杲父子，有《果熟来禽图》传世。马远、马麟父子，以劲挺的笔锋写花鸟画，传世的《梅石溪凫图》等，都创造性地表现了优美的境界。 两宋时墨笔花鸟画的出现，在一定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上，不可否认地宣染了隐逸情绪。文同、苏轼、郑思肖、扬无咎等倡导文人士大夫的趣味，以墨笔写竹梅花卉，与当时画院中的工丽、富艳派一起，在现实主义的花鸟画创作中起到交织发展作用。

宋代写意花鸟画的繁荣兴盛，主要是由兼工带写的创作方法发展下来，最终形成后来的文人画派。宋代花鸟画的写生和写意虽然分途，但从未脱离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工、写是表现技法上的不同，而不是本质精神上的不同。

元代的花鸟画，继五代、两宋以后又有新发展。赵孟頫、陈琳、张守中的创作，或兼工带写，或水墨与白描相结合，均是在写生基础上向写意泼墨的进一步发展。最值得注意的是梅，兰、竹、菊墨笔四君子题材的大量创作，一时知名之士的代表有李衍、柯九思、王冕等，都显示了"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须八法通"的高超技巧。王渊能工写兼用，凌云翰精于勾点晕染。山水画家吴镇、倪瓒亦兼能枯木竹石，或饱墨中锋，或渴笔萧疏，能自具一格，不落常蹊，充分地发挥了笔墨的作用。

明朝建立，诸花鸟画大家在继承宋元的基础上分别发展了工笔与写意的创作技法，代表着院派与浙派的风范。边文进赋彩蕴藉，深得两宋遗韵。戴进以简劲洗炼的笔墨，极力追求形神兼备。林良以智慧的心灵，提炼了花和鸟的形象动态，以大斧劈法写树石，以点垛法写翎毛，进一步发展了水墨兼施的技法。吕纪善集众长，以劲挺的笔锋点染布置花鸟，并极意表现环境氛围，工写均工，妙得生意。明代中期，以沈周为首的吴门画派继起，文征明、唐寅、陆治、陈淳、徐渭、周之冕诸家，在继承前代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变革创新，使花鸟画创作又呈现出了新的面貌。这些画家，在思想理论方面，重视表现现实，用概括、夸张的艺术手法，企图通过笔墨性能达到能不失真的境地。他们在画面上所追求的不仅是物体的形似，而是力求表达客观形象的精神本质，即所谓"似与不似之间"的神似。使笔墨意境符合造意，进而达到气韵生动。恽南田在题画中说："墨花至石田、六如，真洗脱尘畦，游于象外，觉造化在指腕间，非抹绿涂红者所能拟议也。"吴门一派，前后脉络相承。陈淳擅长以淡墨范形，焦渴兼施，画笔朴厚净炼。徐渭泼墨淋漓，意趣荒荒，落笔如奔马不羁。周之冕创勾花点叶法，自出町径，使花鸟画技法又有了新的发展。

清室人关，一些知名花鸟画家，身经战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有的还披缁入山，寄食僧寺道院，或隐居山林。陈洪绶的墨梅，石涛、八大山人的花鸟，各以奇肆的造型、简练的笔墨，表达内心的苦痛，抒写性灵，藉以倾吐胸中的抑郁。这时他们的心情虽然与两宋的文人士大夫有了默契，但在技法方面，却创造性地发展了勾填、勾勒和写意、泼墨的方法。正由于画家们在自己的笔墨中有意识地借物抒情，从而反映了对当时社会的爱憎，显示了各具风范的时代精神。这些画家，在当时复杂条件的制约下，思想时常交织着矛盾。他们论画的文章，虽然有时参有禅语，陷于玄妙，但其中却有不少纵横奇肆、具有高识远见的重要理论。

这时以恽寿平为首的常州没骨派画家，在表现技巧上又开拓出新的路线。恽氏有意继承徐崇嗣法，精研晕染，主要以淡彩轻墨来表达自然物态，以轻快爽健的笔锋，营造宁静淡逸的画面，成为一时风尚。又如王武、蒋廷锡、邹一桂诸家，或以工整临古为宗，或以对花写生为主，皆能各具町径，自成风范。

清代中期，扬州画派的兴起，赋予写意花鸟画新的生机。在中国绘画史上被誉为扬州八家的黄慎、汪士慎、高翔、金农、李鳝、郑燮、李方膺、罗聘都是当时扬州画坛上知名画家。此外，还有华喦、边寿民、高风翰诸家均和八家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是扬州画派的高手。这些职业画家，虽造诣颇深，技法各成，但在当时封建统治下，在扬州卖文卖画，生活却得不到保障。因此，他们养成了孤高倔强的性格，并把满腹忧郁和爱国爱民的感情都倾吐在自己的作品上。郑板桥以劲挺的笔锋写兰竹，同时寓书于画，创造出了"波磔奇古形翩翻"的坚贞自抱的形象。金农伤时不遇，尝画梅兰自比，表现了对当时社会的愤懑。李鳝笔情纵恣，李方膺墨华飞舞，他们不只是在"善师其意，不在迹象"上用心，同时又极力突出着自己的性灵。此后的画坛，花鸟画家有沈铨、童衡师弟称能手。沈还被日本画家聘去教画，所画花竹翎毛，集藻扬芬，构图缜密，赋彩古雅明丽。稍后的张赐宁，墨笔花竹，兴酣泼墨，气势磅礴，与沈铨有异曲同工之妙。

清代晚期花鸟画家中，出现了任熊、任薰兄弟以及赵之谦、任颐、虚谷、吴俊、张熊诸家。三任远师陈洪绶，以白描双勾为基础。尤以任颐能融会各家之长，自出炉冶，又兼精人物鞍马，点笔赋彩，风情独具。赵氏以金石碑版之笔作画，气畅意厚，布彩丰艳。吴俊以篆籀入画，苍劲浑穆，纵横奇肆，笔锋老到，与赵之谦并称清末画坛双骏。又如虚谷以渴笔称胜，淡静绰约；张子祥运笔郁润，赋彩点粉，形神人微，亦称高手。

近现代齐璜、徐悲鸿、黄宾虹诸大师，或以花鸟名家，或兼擅花竹翎毛，以各人的风格，继往开来，创作出不少为群众喜爱的力作，还有潘天寿、陈年、汪溶诸家，亦各臻妙境，这些更使花鸟画的现实主义传统向前进了一步。

艺术是有民族性的，也是有继承性的，民族艺术是整个民族的历史创造。历代花鸟画家创造出来的那些为广大人民所喜爱的不同风格的作品，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艺术财富，它必将起着滋养新文化的作用。

绘画的民族形式总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不断变换着面貌。今天，要使花鸟画能较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就要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创作出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的丰富多彩的花鸟画，使花鸟画这一艺术形式真正成为有思想、有内容、有技法的新艺术。要充分表现社会主义的时代气息，就必须认真研究历史遗产，研究继承和革新的关系。 "推陈出新"四个字就说明了它的辩证关系。推陈是为了继承传统、发扬传统；出新便是解放思想，破除一切清规戒律，大胆创造，改革旧面貌，确立新的形式和风格。

要继承优秀民族艺术传统，就是要掌握前人在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方面的成熟经验，全面研究历史发展中的继承关系和风格演变，首先要从读画人手。在各地博物馆和纪念馆里，经常陈列一些历代画家的原作，是最好的学习材料。要有计划、有目的地去研究观摩，除研究他们的继承关系外，还要研究他们在用笔、用墨、用色、构图、取材上的不同特征和创作技巧，通过分析、比较、观察、临摹的方法，去认识和体会他们的创作规律，进而找出他们的优缺点，吸取他们的长处。在观察临摹的同时，还要系统地阅读画史、画论、画跋、画录一类的理论和著录书，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艺术修养。但必须十分明确，继承是为了革新，为了创造。继承是革新的出发点，继承只是手段，而革新才是目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格和面貌，一个流派往往属于一个民族、一个地域或某个阶层。他们有同-的精神思想，有共同的创作要求，因此，在他们的画面上，尽管有微妙的不同，但总是表达着同一的气息，这就是时代感。今天的花鸟画就是要具有这种鲜明的时代性，不但内容要新，而且在表现形式和一切技法中也要掺入新的血液，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历史上一切文学和艺术，永远在推陈出新中向前变革发展着。但历代绘画的发展可以说是自发的，听其自然演变的。今天我们要遵循客观规律，有目的、有计划地去实践，创作出既具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气息的新作品，以发挥艺术促进社会发展的应有作用。石涛、八大山人及扬州八家的画，今天我们依然承认是一些好的创作，除了他们的技法高超之外，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创作表现了对当时社会的看法，通过画面表达了他们当时的思想感情。他们的绘画风格，在当时是起了作用的。然而，对于古代作品，当时如何看，后来如何看，今天如何看，不是永远不变的。倘若今天花鸟画家创作出来的作品，还是石涛、八大山人时期的时代感情，仍然充满着荒凉索漠、牢骚不得志的情感，这是绝对不能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可见要革新艺术创作，必须先革新作者自己的思想。一幅艺术作品的思想性，是和作者的政治思想、世界观、艺术观、审美观以及对生活认识的深度和广度有着直接的关系的。那些没有思想内容的所谓艺术上的出新是不可想象的，是不会在社会上产生好的效果的。提倡花鸟画家深入生活，正是为了从思想感情上深刻的把握住这崭新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同时，还要广泛地接触自然界事物，通过观察、研究，认识它们的生活规律和造型特征，认清自然和人的密切关系，然后才有能力去表现事物的内在精神，创作出具有新风格、新意境和富有说服力的新鲜画幅。

因为花鸟画只能曲折地通过一定局限性的造型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它不可能和人物画一样来正面表现现实生活主题，因此它比人物画的出新更难。虽然有它的局限性，但仍然可以借助于不同的题材，通过状物抒情的手段，或通过寓意象征手法来间接地表达主题思想。作者还可以配合有思想性的题咏来突出主题，从而使花鸟画对现实社会起到应有的作用。再谈谈技法的创变。技法表现要服从思想内容的确立。思想内容变了，也必然带动表现技法的变革，它要求在表现形式的构图、赋彩、用笔、用墨等方面去突破旧的传统。如果只是有了新的主题思想，在表现技法上不想变革发扬，一味使用传统技法，就不可能创作出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