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商业从属于农业；历代统治者推行“扬本抑末”政策，因而使中国的商品经济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虽然如此，商品经济发轫于战国时代，迄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国，却连绵不断。在商品经济潮流中，商人自然是商业行为的主角；商人在一般人眼里，是尔虞我诈、聚敛财富的高手，有所谓“无商不奸”的传名；不过在从商的行列中，我们发现总有一批传统的读书人，厌倦于官场倾轧，羞怯于阿谀奉承，从仕途走进商海，他们以读书人的儒家本色埋头苦干，理性地进行经营管理，努力钻研通商理财之道，一点一滴地积累财富，集腋成裘，成为富贾。走上成功之后，又将资金返回社会，反哺文化教育事业，自己却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人们将这些商人称作儒商。在清代有所谓晋商、徽商，在民国时期，有所谓实业救国论，其代表人物就是南张　謇　北周　叔韬　。这两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其功绩和书法，已经广为人知；其实在近代，这类人物在民间很多，不过他们的事迹在极“左”的岁月里被渐渐湮没了。如果我们耐心地发掘史料，就会发现他们。这里介绍的是北方另一位不为人知的儒商书法家樊榕。

一、樊榕其人

樊榕（1861～1942年），字荫荪，号退安，河北清苑人，生于清咸丰十一年，卒于民国三十一年。他是光绪癸己举人，授山西知县。民国后实施实业救国策略，投资河北乾义面粉公司、清苑电灯公司，在保定组织同业公会和无公会组织的商人六百余家，成立保定商会，自任会长，为保定的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一定贡献。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商业资本从沿海全面推向内陆；1872年中日签订《天津条约》后，日商大举进攻河北保定，极大地震惊了保定的读书仕子。当时学者黄彭年主持莲池书院，樊榕的父亲樊达汇一边读书一边经商。据《清苑县志》记载，樊达汇“常为同人津津诵太史公货殖列传，以为得其术者，小之可以富家，大之可以富国。自东西岛人到中土辟埠互市，天下大势，贫富强弱，群机括于商。中国财命操纵于敌人之手，奄奄待尽。诸君苟不早变计，易其所常学，研治实业及古今货殖诸法，以与列国权有无斗智力巧拙，以自阜其财，恐不数十寒暑，家与国相随而尽，有求为乞丐、奴隶。”在樊达汇、樊榕父子两代人的努力之下，“　樊　家大饶裕，遂创设商会于保定，广建学堂，与开四民之智，凡国家利用厚生诸事，屡出巨资助之成立。”樊达汇、樊榕父子利用自己雄厚的财力返哺文教，主要在三个方面：一、资助清苑县创立初级师范学堂。师范教育是中小学教育之母。清苑开师范教育之先，为保定的师范教育奠定了基础。此后保定的中小学才蓬勃发展起来，成为河北省的文化中心。二、设立阅报处和宣讲处。宗旨是普及时事知识和科普知识，弥补学堂教育之不足。阅报处和宣讲处全日开放，备有开水，派人常年服务，不取分文。为开启民智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此保定成为新式教育的中心，也是北方新文化的中心。三、筹集资金，修复古代建筑。地处保定市中心的大慈阁为元代汝南王张柔所建，因地势高耸，形状十分雄伟，数十里外可见，列为畿南上谷八景之一；只因年久失修，柱檐倾斜。樊榕与乡绅联手出资，落架修复，保护了此地重要的文物设施，使古代建筑保留至今，为后人所称赞。

二、樊榕书法艺术

樊榕早年受业于莲池书院黄彭年、张裕钊、吴汝伦三山长，工书，楷书取法欧阳询、颜真卿，后以唐楷入魏碑。有《退庵老人墨迹》、《静寄轩诗钟》、《清苑樊荫荪先生遗墨》等存世。

在《清苑樊荫荪先生遗墨》里，由他的子女收集了他的书信、诗文、联句等墨迹，编印成册，由启功先生题签，署日为丁亥秋日，即1947年。参见图一。在这些墨迹里，可以看出他的书法变化的来龙去脉，也是研究此人生平事迹的第一手资料。启功先生手书题签，也使我们看到他早期书法的某些基本特征。

樊榕在莲池书院与王树楠、胡景楼、贺涛、刘若增、安文澜、傅增湘一起，承接桐城派余绪共研古学，一时保定人文蔚兴。光绪十五年，学者张裕钊返乡里之前，在此书院教授文史，此时他在楷书领域，已有书名。张裕钊是晚清最著名的北碑派书法家。康有为认为，六朝以来，写楷书无人能与张裕钊相比。张裕钊1842～1894年，字廉卿，号濂亭，湖北武昌人，为曾国藩幕僚。他精于训诂、音韵，有《濂亭文集》传世。他晚景不佳，贫困而死。终其一生，与其说他是书法家，不如说是学者。可是康有为却认为，他的书法可以与经学之戴震、骈文之胡天游、散文之龚自珍相比肩。在康有为看来，有清一代书法，八分以伊秉绶为代表，隶书以邓石如为代表，行书以刘墉为代表，楷书以张裕钊为代表，是国朝书法的最高峰。此说在保定书界颇有影响。张裕钊的高古浑穆的书风，深深地感染了樊榕。樊榕早年对隋唐以来的碑帖精心揣摩，他曾用心研习《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史事帖》、《房彦谦碑》、《温彦博碑》、《皇甫诞碑》，因此他的早期书风很有欧阳询“劲险刻历”的遗味；他也临《千福寺多宝塔碑》、《祭侄文稿》、《争座位帖》、《麻姑仙坛记》、《颜氏家庙碑》，因此也有颜真卿那种丰盈强劲、不趋古人的风格。中期以后，在张裕钊的指导下，樊榕以北碑刀痕所现笔意为准，以唐帖入魏碑，力求清新之姿。他以一部分资金投入北京琉璃厂各古玩铺，搜罗汉魏六朝碑版，临碑摹写；他平日一边口诵唐诗，一边默写，刻意以中笔必折，外墨必连，转必提顿，以方为圆，落必含蓄，以圆为方，锐笔而实留，涨墨而实结，因此其书精气内敛，劲洁清拔，直追魏碑，写出一片浑灏深古的新气象。参见图二。晚期，由流入源，尤喜汉隶，钻研裴岑、尹宙、乙瑛汉碑，并以《开通褒斜道刻石》指导自己女儿习字，使两个女儿都成为书法家。

樊榕的墨迹，据其后人所示，尚有若干品种：其中五尺对联三种，五尺四联朱子家训两种，都是他书法艺术的代表作。三种对联中，其中一种是他六十九岁书写的：“诗书夙所好，松兰欣相依。”另一种是他七十二岁写的：“万顷烟波鸥世界，九秋风露鹤精神”。参见图三。还有一种无年款，内容是：“回首鹅行有入主，来依鹏背负青天。”

三、樊又安的古隶书法

樊榕有四个女儿，在他的指导下，有两个女儿成为杰出的书法家，而以长女樊又安为最出色。在《清苑县志》卷五《金石篇》里，有贾恩绂写的樊又安墓志铭，记录了她的书法成就。墓志铭说：“余尝游保定，同年樊君荫荪长女今字又安者，方在龆龄舞剑器，顿挫琉璃，惊奇长老。余以聪敏颇矜异之。民国以来，四方骚乱，僻地走都下者日众，余与君皆垂垂老矣。忽解京师联欢道故，益倦倦焉。荫荪年衰无子，以又安之颖异也，诲若丈夫子然，素工书，尽以所得，授又安自石鼓，下逮秦汉篆、籀、分、隶，竟能神会心领，不懈而及于古。余惊喜赞叹，旋持分书、联语为赠。余张之壁，遒古开张，笔力惊刃，见之莫知为妙龄弱女子也。更以其所得，转授诸妹。家法井然。一门父女，自相师友，人目其为天伦乐事焉。……又安生于民国元年壬子五月二十四日，殁于十九年庚午五月二十九日。余时旨荫荪冀有以慰之也，然每晤辄道及又安，继以哽咽，夙矜其才艺，其行事又目睹耳熟焉。援铭厥墓，以至余哀。”由此可知，樊又安在河北省这一文化中心，已享有书名。

樊又安的艺术修养与樊榕的悉心培植密不可分，这可以从《清苑樊荫荪先生遗墨》中写给又安的一幅扇面诗文里，看出端倪。诗云：“辛勤得茧不盈筐，灯下巢丝恨更长。躇处不知来处苦，但贪身上饰衣裳。读经看书四十年，乌纱须上即青天。男儿尤画青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烧来只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瞧苏。凭君算话封侯事，一将功成百骨枯。旨淆嘉肴与管弦，通宵鼎沸乐丰年。侯门深处还去否，百万黎民在露天。范妹绨袍暖一身，大裘只盖洛阳人。九州四海黄棉袄，谁与天公赐以均。得福常应祸自轻，坦然无愧亦无惊。平生秘诀今相付，只向君心可处行。瞧螟杀贼纹巢上，弯触交争蜗角中。比例诸天观下界，一频墓里斗英雄。国手围棋分黑白，村儿斗草计输赢。转所一叹全无味，不解当场底死争。四边高木尽儿孙，曾见吴宫几度春。若使当时成大厦，也应随例化灰尘。”樊榕以理学治家、教子，传承文学，由此可见一斑。在其与子女书信中，每每叮嘱“温经、习字、阅史，三者不可间断”。

樊又安的作品，因其英年早逝，传世不多。笔者仅见一帧三尺卷轴，临《开通褒斜道刻石》。《开通褒斜道刻石》与《莱子侯刻石》一样，属于汉隶早期字体，不似后来通行的书风，有优美的波磔；它的字体方正，朴素有力，属于古隶字体。褒斜道是从陕西省眉县西南通至褒城县以北的一条险道，先秦时是从关中通往四川的道路之一。秦统一中国以后，此路多次开凿。东汉明帝永平六年，即公元63年，汉中太守钜鹿畜阝君受诏书，率领广汉、巴、蜀三郡的囚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将已废弛的故道，重新凿通。为了记述这件功绩而勒刻此石。此石长期埋没于苔藓，无人知晓，迄南宋绍熙甲寅，即1194年，由南郑令晏袤发现，在其后刻上释文和题记。以后又渐渐被人忘记，直至到了清乾隆时的翁方纲1733～1818年在《两汉金石记》里重新提起此石，书家才加以注意。由于他是碑学前期的倡导者，人们发现研习隶字，追古溯源，必习《开通褒斜道刻石》。此字是刻在褒城县北石门的石壁上，横列分前、中、后三段，十六行，一行由五个字到十一个字不等。字大而细，长短宽窄极不整齐，却极富古意。樊又安在樊榕指导下，悉心琢磨汉代刻工勒石之法，直取汉人笔意。细审此条幅，看出又安以舞剑器顿挫琉璃之腕力，悬拳握笔，用力重而稳，一笔到位，绝无拖沓；肩架骨肉，恰到好处；其笔力雄健，自出新意；金石之气，盎然纸上：墨迹虽显松柏树皮苍老之意，却有刚锐不折之气；执笔如力拔千钧，绝无儿女之气也。实为上乘之作。参见图四。由此可见，在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期间，在西力东渐的时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书法艺术在民间尚有顽强的生命力。

光贤是樊榕二女，也是一位书法家。在其父亲指导之下，书艺也迅速得到提高。我发现她在二十岁写的一帧横幅：“治鲁诗经，韦君章句，阙帻传讲孝经、论语、汉书、左氏、国语，广学甄微，靡不贯综”三十个字，年款是1931年。参见图五。她的隶字与其姐又安极其相似，也出自摹《开通褒斜道刻石》，属于古隶字。八十年代初，我曾有幸在其寓所一晤，届时她已是七十开外老媪，但精神矍铄，记忆尤强。当时中国书协谢冰岩先生组织一届全国书法展，光贤一幅集联入选，展览闭幕，却不见自己的作品返还。此事经我手所办，无以言对。她却爽朗地说：“丢失是不可能的；既然人家喜欢我的字，就让他收藏好了。”另赐墨宝一帧：“古为今用”。我细心保留至今。参见图六。如今，一般写隶字的书家，多钟情于今隶，其中原因一是今隶有波磔，美丽耐看；二是可以藏拙，一笔写坏，尚可修改。古隶则不然，每笔必送到而无涂改的余地；一笔写坏，通篇皆废。因此没有人肯下这种硬工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