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304年巴氏李特和匈奴刘渊分别建立成汉和前赵政权开始，到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为止的136年间，在中国北方和长江上游地区先后建立了多个政权，后人概称为“十六国”。建立这些政权的既有汉族，更多的是当时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匈奴、鲜卑、揭、氏、羌五族，史称“五胡”。在长期的政治动乱中，社会经济极度萧条，文化建设几乎陷于停顿。艺术由干与宗教相结合，可以帮助抚慰人们受伤绝望的心灵，因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一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景象。

西晋政权灭亡后，中国文化的重心从黄河流域暂时转移到了江南地区，北方地区陷入空前的战乱，很少留下艺术遗迹。就书法而言，从北宋到清代晚期所发现的十六国碑刻只有不到10种。20世纪以后，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新发现的十六国碑刻书迹才稍有增加，但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仍然非常之少。清末以前见于记载的十六国书迹有前赵《汉司徒公刘雄碑》(315)、《浮图澄造像碑》(322)，后赵《横山李君神碑》(340)、《西门豹祠奠基记》(340)，前秦《邓太尉祠碑》(367)、((广武将军碑》(368)等。20世纪以来新发现的则有后赵《元氏县界封刻石》(339)、前燕《汉白石神君碑题记》(354)、后秦《吕宪墓表》(402)、北凉《田弘造石塔发愿文》(429)等。敦煌藏经洞所发现的十六国时期的佛教经籍写本中有前秦《譬喻经第三十出地狱品》(359)、后秦《大云无想经卷第九》、西凉《十诵比丘戒本))(406)等。其中大部分都是早期楷书和隶书。古楼兰地区出土的十六国时期的墨迹文书中还有几件，其中最著名的有《李柏文书》(330年前后)，其余大都是行书和楷书。

《邓太尉祠碑》全称《冯翔护军郑能进修邓太尉祠铭》，也称《魏故太尉邓艾祠碑))、《邓艾祠碑》等。前秦建元三年(367)六月立石。石在陕西蒲城。碑文隶书，前半段颇有法度而后半段比较草率。书法类似于《王丹虎墓志》而更加放纵，点画方折瘦硬。是处于由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期的作品.

《广武将军碑》全称《广武将军蓟产碑》。前秦建元四年(368)十月立石，旧在陕西白水，1972年移置西安碑林。碑阳正文书刻在界格之中，字体介于隶楷之间，因书写者书法水平不高，刻工也比较随意，所以点画狼藉，草率之极，虽然是刻碑却有些摩崖凿字的感觉。但因为没有规矩法度，所以结体变化多端，或长或短，或正或敬，极尽变化之能事。又因历经千年风雨剥蚀.显得患肆奇古，别有趣味。

康有为称其为古雅第一，关中隶楷之冠，则誉之太过。

20世纪以后，西北的敦煌、吐鲁番地区出土了不少十六国时期的书法墨迹，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敦煌和吐鲁番是十六国时期西北地区的重镇，也是内地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兵家必争之地。当时的吐鲁番属于高昌郡，曾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北凉和西凉等.在未设郡之前，位于吐鲁番盆地的高昌郡原本隶属敦煌.其居民也大多为敦煌移民。从东汉晚期起，河西走廊的敦煌、武威、张掖和酒泉就是中国书法发展的重地，涌现过不少书法家。西晋灭亡后，这一地区虽然也曾多次陷入战乱，但战火连绵的时间较少，社会相对稳定，成为洛阳和关中、陇右地区士族避乱的主要场所，因此这一地区在十六国时期有着十分发达的书法艺术也不足为奇。

吐鲁番地区所出土的纸本墨迹主要有三大类:古籍写本、佛经写本和日常往来文书。古籍写本主要有:

《晋阳秋》残卷十六国写本，纸本行书。1972年出土于吐鲁番，现藏新孩博物馆。点画特征和《十诵比丘戒本》相似，楷、隶相参，纤稼相间，率真自然。

《秀才对策文》书于西凉建初四年(408)，残存八百多字，颇能反映当时少数民族地区所流行的汉字书写风格特征，点画横扁，丰润圆浑，已经基本没有了隶书的波碟，气韵连贯，书写从容。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文中的许多字，在点画的写法上与传世锤舞的《贺捷表》十分相像，是西北边疆地区在书法上受内地影响的证据之一。

佛经写本主要有:

《十诵比丘戒本》西凉建初二年(406)年书，墨迹纸本。楷书，尚带有浓厚的隶书笔意，特别是长横画和长捺。而笔意散淡，清逸秀润，为当时抄经为生的经生作品。

《优婆塞戒经》残卷北凉写经，墨迹纸本。楷书，风格挺劲，楷、隶相参，与《晋阳秋》残卷等相似，而规整不及。

大概由于内容有一定书写要求的缘故，佛经写本的书写非常严谨，有乌丝栏，点画都比较规范。其它类似的作品还有藏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的《佛说菩萨藏经第一》，书于457年。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摩词般若波罗蜜经》，无年款，和上述作品的风格十分类似。

日常往来文书有北凉《马受条呈为出酒事》、《义和二年残文书》等，楷书，但并不工整而多行书笔意。《王宗上太守启》则是行书而接近于楷书，散淡疏朗，和同时稍早的东晋士族行书颇有相通之处。其中书法水平最高的是前凉时期的《王念买驼券》(367)和20世纪初出土于罗布泊的前凉《李柏文书》。《李柏文书》首尾完整，共2件，为前凉西域长史李柏写给焉耆王的书信，都是稿本，书信为一个人书写，但一肥一瘦，是否是李柏本人书写无法确定。行书《李柏文书》(538A)墨色滋润，点画肥厚，横向笔画左低右高，竖画则多向左倾斜，虽为行书而略带隶意。许多字的写法，如“平安”、“今”、“不”等字和同时期的王羲之作品如出一辙。行草书《李柏文书》(538B)则用干笔枯墨匆匆写成，笔势连贯，一气呵成，颇多飞白效果，其中的许多字如“不”、“想”、“平安”、“从”、“太”等字仍然和道媚的王羲之书体非常接近。它们说明，公元4世纪中后期，远在西北边祖地区流行的行草书法和江南地区流行于士族文人中的行草书法在运笔、结字和神韵等方面非常接近。只是江南士珠文人在后来的岁月中将这种风格进一步提炼升华，而北方行草书法的发展则因北方地区长期的战乱和少数民族的入侵而陷人停滞.到南北朝晚期，北方书家反而要向南朝书家看齐了。这是时代使然。

此外，从以上墨迹可以看出，当时无论是中国南方还是北方，汉字的书写都处在由隶到楷的转变之中，几种书体同时共存。民间所流行的抄经楷书是像《十诵比丘戒本》、《晋阳秋》残卷和《优婆塞戒经》残卷这样的书风，长横大部分都尖头钝尾，按锋收笔，竖画则笔画引长，而结体紧凑。这种书风在后来的北魏时期得到了全面继承。同时，其它风格的书法，特别是行书体却比较冲融尔雅，远没有同时期北方碑刻那样的粗犷雄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