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8年，一代英主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年号贞观。太宗英伟多才，高祖武德年间，戎马住惚以定天下。即位之后，潜心文治，广揽英才，广开谏路，与民休息，使唐王朝安定繁荣，国力日增。万机之暇，留心翰墨，临池不辍，与诸臣以书法相尚。上之所爱，下必甚焉，唐代书法由此进入兴旺发达的时期。

唐代书法的发展一方面延续北朝以来瘦硬雄浑的碑版书法，另一方面则受到南朝士族文人书法的影响。南朝士族文人书法的流行不仅因为其自身艺术价值。也与南北朝晚期以后北方统治者倾慕、向往南朝士族文化有极大的关系。隋场帝和唐太宗都是南朝士族文化艺术的倾慕者和有力倡导者。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首《春江花月夜》由隋场帝写出，而唐太宗自幼就成长于崇尚南朝士族文化的贵族家庭。隋代上层社会不仅流行南朝士族风格的诗歌散文，更流行南朝士族风格的书法。前文所列举的融合南北书风的碑刻作品就是这种风气的产物。而唐太宗家族崇尚喜爱二王父子书法可以《李渊为子祈疾疏》刻石为代表，该刻石全称《郑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因患得损造像》，隋场帝大业二年(606)上石，在陕西户县草堂寺。虽然是楷书，而点画秀劲，多参杂王羲之父子的笔法结体，如“为”、“此”、“家”等字。该刻石的书写者不知道是谁，但既然出自于李渊之家，内容又是为唐太宗李世民祈福，自然和唐高祖李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史书记载李渊的书法师法王褒，能得其妙，所以有梁朝士大夫书法的风度气质。(唐《述书贼注》)唐太宗成长于这样的家庭，必然深受影响。因此，唐太宗崇尚王羲之书法绝非心血来潮。

努力融汇南北方文化艺术的优长，取长补短，以成新貌是唐代初期中国社会文化艺术追求的普遍风气。就书法而言，在唐代初期，以王羲之父子为代表的东晋南朝士族书法并没有在中国书坛占据统治地位，现实生活中所普遍运用的碑版书法虽然融人南朝士族冲和雅淡的审美理想，却仍然充满了与南朝士族文人审美相抵触的雄壮粗犷，北方上层统治者在文化艺术修养上与南朝士大夫文人的境界差距在书法和诗歌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在政治上虽然占据优势，在文化艺术上却缺乏自信，并力图向南朝士族看齐。唐代著名史学家李延寿在《北史·文苑传序》中曾总结南北士人在诗歌艺术上的优劣得失。他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歌咏，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以王羲之父子为代表的东晋南朝士族书法冲和雅淡、文质彬彬的艺术气质恰恰是北方士人所严重缺乏的，尤其是作为士族文人上品清玩的尺犊书疏所展示出的才情和风度，更令北方士大夫瞳乎其后，不可企及，向慕之心油然而生。就艺术审美而言，王羲之的书法既有遒劲的骨力，又有雅正的气质，完全适应当时的社会需求，因此成为唐太宗终生追求的目标。

唐太宗在即位之前就十分重视文学艺术，在其秦王邸中开文学馆，敬礼名贤，览名儒18人为学士。即位之后，于殿左设立弘文馆，引纳学士以本官兼任，轮番休宿，听朝之暇，与群臣讨论古今成败、艺文得失。太宗尤其喜爱王羲之书法，与虞世南、欧阳询、褚亮等人相与讨论。万机之暇，留心翰墨.从贞观六年(632)起，太宗下诏整理御府所藏历代法书，并广泛搜访，共得到王羲之书法真迹“凡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四引韦述《叙书录》)世上所传王羲之书法几乎被搜罗净尽，因此后来就有了唐太宗派萧翼从智永禅师的徒弟辩才手中赚取王羲之名迹《兰亭序》和去世后将《兰亭序》原迹陪葬昭陵的传说。

贞观二十二年(648)，((w书》编纂完成，唐太宗亲自为《王羲之传》撰写了史论。在
  《王羲之传赞》中，唐太宗总结了王羲之以前中国书法的发展历史，认为张芝、锤孺、王献之、萧子云等虽然成就突出.却各有所短。锤然“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纤械，分疏淡，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其体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较，以此为瑕。”王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兼此二者乃翰墨之病。萧子云虽然植名于江南，但“仅得成书，无丈夫气，行行若萦春划，字字如给秋蛇”，“虽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筋，穷万谷之皮，敛无半分之骨。”因此这几个人都誉过其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能够称得上尽善尽美的只有王羲之。“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王羲之《兰亨序》墨迹在唐代的流传摹拓经历也非常曲折动人。据张彦远《法书要录》所载唐·何延之《兰亭记》的记载，王羲之写成《兰亭序》后，十分宝爱，传子子孙。至第七代孙智永，勤加学习，并传给弟子辩才。辩才宝爱贵重，有过智永，深藏不露。贞观初年，唐太宗锐意于书法，天下王羲之书法被搜罗净尽，只有《兰亭序》墨迹没有得到。后来打听到可能藏在辩才手中，便派萧翼前去骗取。萧冀几经周折，终于骗得，进奉宫中。太宗命供奉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及诸王近臣。太宗临崩，遗命以《兰亭序》原迹陪葬。唐代末年，军阀温韬盗掘昭陵，相传《兰亭序》原迹重现人间，后却不知去向。而唐代临幕《兰享序》的传本较多，欧阳询、褚遂良、冯承素、赵模、扬普彻、诸葛贞和薛视等各有幕本或拓本，而流传至今者尚有传为冯承素所幕本以及虞世南和褚遂良临本，备受人们珍爱。历史上著名的定武本《兰亭》石刻本的底本相传即为欧阳询的临本。

由于长期浸淫于王羲之书法，唐太宗本人的书法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准。唐代学者张怀瓘在《书断》中称颂唐太宗“翰墨之妙，资以神助，开草、隶之规模，变张、王之今古，尽善尽美，无得而称。”这当然是夸饰之辞。实际上，唐太宗的书法，主要是行书受到王羲之和虞世南的双重影响，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太宗不仅在笔法结体上规模王羲之，尤其重视笔力，认为有无骨力决定着作品的成败，

“得其骨力而形势自生。”《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四引韦述《叙书录》)其传世的书法作品有《晋祠铭》、《温泉铭》和《屏风帖》等。

《晋祠铭》贞观二十一年(647)八月刻，在山西太原晋祠。从结体到点画都仿效王羲之，骨力遒劲，而气韵和雅，自有一种风度。唐太宗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个用行书书碑的人，其第一件作品就是《晋祠铭》。行书人碑有一种先天的优势，整篇气韵连贯，流动自然。《晋祠铭》的书法恰恰体现了这一点。清代学者杨宾在《大飘偶笔》中说:“今观此碑，绝以笔力为主，不知分间布白为何事，而雄厚浑成，自无一笔失度。”因唐太宗颇能得王羲之书法之神韵，所以《晋祠铭》的风格气韵和后来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十分相像，许多字的笔法造型几乎完全相同，由此可以见出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用力之深。《温泉铭))拓本1900年发现于敦煌千佛洞，为传世孤本，拓本最后有唐高宗永徽四年(652)墨书题记，现藏法国巴黎图书馆。同样为行书人碑，笔法圆熟，而风格气韵不及《晋祠铭》，略显生涩拘谨。草书《屏风帖》笔法道劲放纵，与太宗其他作品完全不同，应当是服品。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学习王羲之书法成为唐王朝普遍的风气。正是在这种融合南北、斟酌古今的风气下.唐代书法艺术，特别是楷书艺术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伟大艺术家的出现，正是唐代初期书法艺术融合南北、变古制今的结果。

随着王羲之书法的流行，唐代集王羲之字人碑成为风气，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僧怀仁集王书《圣教序》，僧大雅集王书《兴福寺碑》、卢藏用集王书《建福寺三门碑》、王良辅集王书《令长新诫》、胡英集王书《篙岳寺碑》、唐玄序集王书《金刚经》等十余种，其中怀仁集《圣教序》、僧大雅集《兴福寺碑》碑拓俱在，唐玄序集《金刚经》也有拓本传世。

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十二月刻石。太宗李世民撰序，高宗李治撰记，怀仁集王羲之书，原石在西安碑林.据史料记载，当年唐太宗撰写《圣教序》之后，都城诸僧委托僧怀仁搜集王羲之行书以集字刻石，怀仁花费19年时间才得以完成，王羲之传世的真迹单字都荟萃其中。将王羲之传世书迹和《圣教序》中的字互相比较，可以看出二者纤微毕肖。更难得的是字虽集成，而气韵连贯，八法具备，神采奕奕，位置天然，因此被后人誉为墨池之龙象，《兰事》之羽翼，是学习王羲之书法的最佳范本之一。

《兴福寺碑》开元九年(721)立，僧大雅集王羲之行书。明代万历年间出土于西安城南，现藏西安碑林。僧大雅为兴福寺僧人，所集王羲之书与怀仁所集自有风格，而更加峭拔。

大和四年，唐文宗李昂救令集王羲之书为《金刚经》并镌刻上石，至大和六年春天完成。其集字者多认为是唐玄度所集，而清代学者叶奕苞认为是唐玄序集字，唐玄度撰额。唐玄度字彦升，官至翰林待诏、朝仪郎、楚州司兵参军等。著作有《九经字样》。其弟唐玄序生卒年不详，一生事迹也不详。集王羲之《金刚经》原石已佚，传世有宋代拓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