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形”是汉字书法得以在艺术上成形的基础与前提;但“会意”，却是汉字书法能获得成功的必备条件。古埃及文字之类是有“象形”而无“会意”，故尔中途夭折。而众多的标音文字系统则是“象形”也无，当然更不可能走向书法艺术，即使它们也可以以美术字的方式自称书法CALLIGRAPHY。

从上古文字经由甲骨文、金文文字阶段，走向成熟的汉字系统—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则是以“楷书”为基本形态的稳定的文字系统，其间又经历了若干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在此中，最为关键的分水岭，则是古文字与今文字这两个历史阶段的被清晰区分。

从陶文刻画，经历了甲骨文、金文阶段，到篆书—秦代书同文、车同轨政策下被威权扶植起来的“秦篆”的确立，是一个古文字系统由散漫零乱、各自为政走向有固定规则、有统一标志的“文明”过程。它是与疆上的统一、政权的统一、国家概念的确立互为依存的。从原始部落的分布，到诸侯割据的分立，再到通过征战杀伐的霸权统一建立起来的政权与皇权意识，我们看到了在文字应用与创造过程中的同步现象。甲骨文、金文时代的各自为政，使我们今天面对许多古文字还有释读不出的尴尬，而在兼并纵横的春秋战国时期，我们也看到了“六国用古文”、“秦用籀文”的分治情况。别说我们今无就是汉代的许慎，对于那些混乱的春秋战国古文也是束手无策、头痛不已，只是在《说文解字》的每个篆字字头下系上一些相貌古怪的可疑字形凑合而已。

从古文的各行其是，到秦篆的一式天下，汉字终于在篆书时期才确立了自己的“游戏规则”，并开始以权威与法则而不再仅仅是应用需要来“诏示”天下了。古文字的时代，随着秦篆的确立而宣告圆满结束。在秦篆看来，不是怎么方便怎么写、怎么习惯怎么写，而是规定是怎样就得怎么写。其间的理由，不再是来自文字书写的实际通行层面，而是来自作为威权与霸权还有强权的政治统治层面。相比之下，后者缺乏作为文字本身的专业意识，但却具备足够的作为文字服务对象的政权立场的使役身份，文字不再是研究与应用的对象与目的，文字是一种工具与手段，它是为更高的政权目的服务的，承担被使役的任务的。只有站在这一立场上思考，我们才会想通一个十分怪悖的事实:秦篆、斯篆、小篆，是在实际书写上最不方便、在辨识上也最不简要的一种文字。但就是这种文字，却傲然地俯视天下，把生机勃勃的六国古文断然践踏在脚下。尽管秦享国才十五年，秦篆从来也没有真正地通行于人下，黔首庶民们还是写那自山自在的六国古文或战国隶书，但作为古文字时期的终结，我们却仍然不得不认秦篆为第一标志。

从自由自在的、不无散漫的孕育、兴起、成长、成熟，到形成东周金文、甚至是六国古文及秦籀文，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文字发展的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我们既看到了陶文刻画符号的不成系统，也看到了以占卜即卜祭、卜告、卜肇、卜行止、卜田渔、卜征伐、卜年、卜风雨、杂卜等为主要内容的有序的殷商甲骨文字。卜辞中包容有天象、地望、帝系、人名、岁时、干支、贞类、典礼、征伐、游田、杂事、文字等各类社会生活内容，表明殷商时代对文字的应用已有极高的要求。到了殷周两代的青铜器铭文，则还出现了从单个族徽符号到拥有四百九十七字的《毛公鼎》这样的长篇大论；像《散氏盘》《墙盘》《虢季子白盘》《大盂鼎》《克鼎》等金文名品，已在文字的成长成熟的发育过程中展尽其自身魅力。至于在春秋中后期与战国之际，以楚金文为代表的江淮文化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尚鬼崇巫、喜卜好祀的诡谲、流美风格，在文字上也一变中原古风，以注重祭饰华藻为基调的花体杂篆大行其域，使吴楚等长江流域南方的文字形态与装饰华美的书风与中原及西北以周金文为代表的文字书风拉开了明显的距离，呈现出明显的美术化工艺化，在当时则基本上是追求艺术审美化的重要特征来。

古文字经历了这样四个阶段：陶文刻符，甲骨文，两周前期作为典范的金文，新兴的追求美化的吴楚金文。当然，还可以加上从战国隶书以来的一些民间书写文字—如从四川青川木椟与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竹简中，即可看到在从古文大篆转向古隶再走向隶书的过程中，汉字曾经历过另一侧面的演化与推进，这是实用导致的推进，它也同样是古文字阶段的重要成果;直到秦篆在理论上、在文字形态的自我定位上，在作为标准与楷范的树立方面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威性之后，古文字阶段才逐渐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从而走向它早已为自己规定了的终点。在此中，从散漫走向集中，从自由走向权威，从各行其是、各尽所长，走向与政治互为表里的一统天下，是作为古文字时代的基本历史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