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日用文字已完全使用了隶书，从西汉初的尚未完全摆脱篆书成分的古隶，逐渐发展成全用方折笔画、结体简约趋扁的成熟隶书，有的是带有波碟的八分书，以及章草书。汉人对古代文字的写法、音义和六书的义例自然也越来越模糊。秦代李斯等所作的《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间里书师用以教学童识字、书写，已渐渐不适用了。于是，两汉时期曾不断对字书进行修订和重新编写。

西汉文、景以后，间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60字以为一章，凡55章，共3300字，中有重复的字，合称为《仓颉篇》，分上中下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重复的字，而所收的字有出于《仓颉篇》之外者。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和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所收都是《仓颉篇》中的正字。《急就篇》文字今存，因首句为“急就奇觚与众异”，取前二字以为篇名。今本34章，大抵按姓名、衣服、农艺、饮食、器用、音乐、生理、兵器、飞禽、走兽、医药、人事等分类编成韵语，多数为七字一句，皆日用必须之字，而五经中正字，已十不足四五了。在敦煌、居延汉简中，有两枚写有《急就篇》内容的木简，其年代为西汉晚期，可知《急就篇》作后不久，即盛行并普及于边郡了。平帝元始((1-5)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未央宫中，黄门侍郎扬雄(前53一后18，图1一2.1)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凡34章，2040字，顺续《仓颉篇》，又换掉《仓颉篇》中重复的字，总共89章，5340字，无一字重复。东汉兰台令史班固又续扬雄《训纂篇》作13章，这样凡102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的字几乎都包括在内了。和帝永元(89-104)中，郎中贾纺又作《滂喜篇》34章，包括了班固所作13章。扬雄《训纂篇》终于“清喜”二字，贾纺用以作篇名，而《滂喜篇》终于“彦均”二字，贾舫以《仓颉》为上篇，《训纂》为中篇，《滂喜》为下篇，人称之为《三仓》，合123章，每章60字，15句，4字一句，共7380字，都是用隶书所写。本《仓领)、《训纂》是篆书，现也用隶书写了，篆书已不再为学童所必修了。

教育儿童识字和书写的学习场所称为“学馆”、“书馆”、“书舍”、“蒙学”、“小学”，广泛分布于乡村、间里。王充《论衡·自记篇》云:“(充)六岁教书……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憧百人以上，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哪原别传》记:“原早孤.邻有书舍，原过其旁而泣。师问之，曰:‘夫书者，必有其父兄。’师哀之日:‘童子欲书，可书耳。”’又《四民月令》日:“正月砚冻释，命幼童人小学学篇章。”王充学书的地方称“书馆”，学书既成，则辞师另去学《论语》、《尚书》等，学习的地方是乡聚序序。如要继续深造，就进郡国学、太学，或受学于经师大儒自立的“精舍”、“精庐”。识字、书写是结合在一起教学的，教师称“书师”，学习的是字书，即篇章。学童习字写在“机”上。纽是用竹、木削成，三棱，也有作六棱、八棱的，用以学书或记事。左手执触，右手悬腕而书，所以学童开始学书就得悬腕。觚上写满字后，用布拭去又可重书。在东汉虽巳有纸，但纸、嫌皆很贵，简簇制作也甚费事，一般只用于正式书写，不以练习用。拭觚的布名“幅”或“帮”，《说文解字》:“蟠，书儿拭机布也。”籍即播。在西北地区出土过一些汉代的觚，上面有学童成军吏练习写的字(图1-2.2）。在阜阳、敦煌、古居延出土的汉简中曾多次发现在竹简和兰棱抓上有《仓颉篇》残文，这是西汉抄录的字书和习字课本。

汉代的皇帝、诸王子以及贵族官宦子女，从小都要读字书，学识字和书写。《汉书》、《后汉书》中每有“善史书”的记载。如《汉书》卷九《元帝纪》:“元帝多才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寸节度，穷极幼吵。”《汉书》卷九十七下《外戚传4孝成许皇后》:“后聪慧，善史书。”《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楚主侍者冯燎，能史书，习事，尝持汉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日冯夫人。”(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安帝)年十岁，好学史书，和帝称之，数见禁中。”《后汉书》卷十上《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日:‘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宁当举博上邪?’后重违母盲，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日‘诸生’。’，《后汉书》卷十下《皇后纪下，顺烈梁皇后》:“(后)少善女工，好史书，九岁能诵《论语》，治《韩诗》。大义略举。常以烈女图画置于左右，以自监戒。父商探异之。”《后汉书》卷十四《齐武王演附北海靖王兴》:“(北海敬王)睦能属文，作《春秋旨义终始论》及赋颂数十篇。又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及寝病，帝释马令作草书尺犊十首。”《后汉书》卷五十《孝明八王列传·乐成靖王党》:“党聪慧，善史书，喜正文字。”《后汉书》卷五十五《章帝八工传·清河孝王庆》:“(安帝生母左姬)小娥善史书，喜辞赋。和帝赐诸王宫人，因人清河第。”另外，章德窦皇后、和帝阴皇后也都是幼年即善书艺。可见自西汉后期开始，上自皇帝、贵戚，下至官吏、儒生，都把书法作为自己应有的修养。

东汉中后期，社会上出现了许多着名书法家，如曹喜、杜操、班固、师宜官、罗晖、赵袭、张超、刘德昇、梁鸽等，皆各有擅长，为世所称，而崔缓、崔寔父子，张芝、张昶兄弟，蔡邕、蔡琰父女，更是笔法授受，一门相传，开魏晋南北朝锤、卫、王、谢、都,灰、崔、卢等世家大族爱好书法的门风和世不替业的传统。东汉经学大师皆有家学，累世治经，并广收弟子门生，这种风气自然也会影响到书法，书法开始有家庭教育，父子兄弟皆为书法家即是明证。书法家也有了从学的弟子.如“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及韦仲将之徒，皆伯英(张芝)弟子，有名于世”。书法家的字成了社会上众多的书法爱好者和读书人学习书法的范本。蔡邕等人书写的石经立干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徐辆，填塞街陌”。赵壹《非草书》中描绘灵帝时社会上学名家草书的情况:“此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仓颇》、《史籀》，竞以杜、崔为楷……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徐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罢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坐，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判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虽然描绘是漫画式的，但可见当时人们摹学杜操、崔缓、张芝的草书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这种情况的产生，与书法本身具有的艺术魅力是分不开的，尤其是今草书刚刚出现，它更适宜于表达性情，使人着迷。学草书不带有功利性，写好草书并不能获得爵禄，这是与鸿都门学中人截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