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南北书风的触合

南北书风的逐渐融合，既有表面的作品现象，也有其蕴含的文化艺术精神，与隋唐持续统一的历史进程同步发展。

汉晋承隶变之积聚.俗字从生。其中多有影响书法结体者。《魏书·世祖纪》载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余”，诏“颁下远近，永为楷式”，是以文字变乱尤甚，《颜氏家训·杂艺》所谓“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狠拙甚于江南”者殆此。对某些书体和作品类型而言，字形结构与书法风格关联紧密，如造像记用规范字改写，则易失其质朴生动之美，用标准楷书结构写汉隶，也不得其味。颜氏续言:惟姚元标工于楷隶，留心小学，后生师之者众。泊于齐末，秘书缮写，贤于往日多矣。

在古代，文字规范与书体规范往往被视为一事，正字则牵连正体，正体必求善书，故尔颜氏做如是说。又，《隋书·经籍志序》载文帝平陈以后，所得图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因以“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豁，南阳杜额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召天下工书之士，集于秘阁缮写，为南北不同书风提供了极好的观摹、交流和传播的机会。又，韦述《集贤院注》称“隋旧书用广陵麻纸写，作萧子w体，赤轴绮带，最丽好”，表明书法的南风北渐，已初见成效。又，《隋书·百官志》载，秘书省“加置楷书郎员二十人，掌抄御书”，场帝时加至三十人;国子监设书学，置书学博士，招收学生若干。政府此举，书法楷模只能取自江左，章表小字用其所长，碑版大字则兼蓄北派。

王褒人北周，已开南北融合之先。这种书法风气的转移，来自文化的由低向高、由粗陋向精致发展的驱动，虞龢《论书表》所言“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一也”即此意。人隋，南北名家萃集，即使没有政府的选择与提倡.斯风仍会持续转移，这只要看碑版楷法的变化，即不难想见其大概。北朝碑版的底蕴来自八分铭石书，虽经书体演进和风格变迁，隶意仍存其中。欧书奠基于江左风规，后以碑揭之故，改习北派，既有雅正精致，复能戈戟森严，遂成隋及初唐大家。相比之下，虞书乃纯然南系，褚字已开有唐楷法新风，是以论南北书风的融合，当归结于欧阳询。历史地看，如果隋朝不是定都长安，如果没有持续兴盛的碑竭之风，那么南北书风的融合，将会缓慢许多。

2、尊王

唐太宗好书尊工，是顺应书法质文转移的历史潮流，为之确立终极归宿。其中固然含有个人的好尚，但帝王的倡导，足以移风易俗，弘扬教化，具有明书理、正人心的作用。唐太宗《笔法诀》所谓“采披着葩，荃茫芜秽，庶近乎翰墨”之语，似己寓藏此意。当然，千羲之能够超然独尊，成为千载以下的共同楷模和书法大统，也有其白身优长。第一，王书草、正兼善，承前启后，其地位史已有公论;第二，其字得中和之美，兼具实用与艺术的楷模意义，能适应最广泛的社会需求;第二，王氏为江左风流名士，人、书俱为上上之选。作为帝王，尊王是在“粉饰治具”，为书法确立正统，所处立场也不允许他单纯地讲论艺术。

王书小楷，宜于章表笺疏等日常所用，遗迹深藏内府，仅弘文、集贤、翰林辈有机会看到，因以研习。从现存名家写经、墓志拓本来看，莫不由王书晋身，乃至干升堂人室。如推及当时风气，则辗转传授，用于科举、政府文件往来、图籍抄录等各种场合，应该是相当普遍的。

王氏行书，最受唐太宗的偏爱并研习，首开行书人碑的风气。复以《兰亭》之故，怀仁《集下圣教序》的广布，王书遂成有唐行书共同尊奉的经典。李邕出，专以行书称能;至颜真卿出，始变其体制。

王草在唐代，仅得孙过庭等少数正传，而最具时代特色和艺术价值的狂草，则出于小王。蔡希综《法书论》述张旭草书基于大王而再为减省，不过是附于时尚为说;后引“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也”之语，才是知言灼见。据考，张书出于舅氏陆门，上溯至虞，遥接小工，此或即其草书渊源;其楷书端雅，或存大王遗芳。怀索小草本于大王，惜无新进;狂草自邹彤入千，上溯张旭，终成一家面目。旭、素狂草，神妙资于自然，纵逸藉诸酒力，既颠且狂，傲然独立。如果专守大王，则神、貌皆与狂草不谐.未若循小工而由捷径矣。

3、官楷

唐人尚碑，亦渐大其体制;字尚骨体，点画皆瘦，与碑制不称;欧、虞自陈隋入唐，老笔已难变化，是以趋时适用的楷法出新，即落在褚遂良身上。褚书精美温雅，备具南风，而转折顿挫，夸饰其棱角，则出北派。其波势赚法，风韵窈窕，号曰“美女书”。论其笔法，已渐入复杂，即李嗣真《书后品》评云“丰艳雕刻，或为当今所尚”之义，其之所以被誉为唐楷的“广大教化主”，以及所谓唐人“尚法”，均由此生出。开元间楷法积成棱角之弊，也以此为始。

唐楷至于徐浩，尚微存占意，颜真卿出，古法尽废。颜体初成，味从馆阁，楷正姿媚，不大舒展之意。后乃敛其手脚，宽博其形势，气象始能宏大。颜真卿《乞御书放生池碑额表》云:前书点画稍细，恐不堪经久，臣今据石荤案大书。掌案，旧说一指题署人字及执大笔之法，一指碑褐以方格大书，均近似，而未中的。孽案本取均划书字界格之义，不限字之大小，故颜氏于其后以“大书”来明确之。然则9,氏’‘大书”也不限于大字，还在于使字字撑满界格、大小一伦，由此创开楷体榜书大字以方整满密为善的风气。如以此说衡量颜体碑版字形章法，一卜之八九相合，惜前人评述，均未之见。唐楷至于柳体，法度已至其极，令后人殆难措手，得失亦尽在于是。

唐楷循法度之路，与科举要求“楷法遒美”有关。姜夔(续书谱·真书)云: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良由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书字，类有科举习气。颇鲁公作《干禄字书》，是其证也, 矧欧、虞、颇、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

姜氏之论，颇为中肯。对绝大多数士人而言，根本看不到锤王遗迹，习楷只能从碑人手，移其法于书判，书判复为反馈。米带《海岳名言》认为“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徐浩书“大小一伦，犹吏楷也”。名家如此，科举众庶笔下的楷法不言可知.段成式《酉阳杂姐》所谓“官楷”，颇能像其品格。后世摹习唐楷，代不中衰，也是出于“官用”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