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卷九十二《游侠传·陈遵》记陈遵“性善书，与人尺犊，主皆藏去(弃)以为荣”。西汉时书家的手迹已为人所收藏，这些手迹自然也可作为字帖来临写。《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列传》记:“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导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碑、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 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攀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所立碑版，士子除了可以取正经籍文字，还可观摹书法。汉魏书家往往能作铭石书、行押书和章程书。铭石之书可为公众“观视及摹写”，而行押书和章程书因写在嫌褚简犊上，作为真迹可以收藏临习。由于汉晋以来着名书家都是公卿士大夫，书札往还也限于豪门世族之间，故一般庶民寒士是无缘得见的。豪门世族都以家法传授子弟，如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南方的王、谢、榔、皮，北方的崔、卢，他们家族中杰出的书家虽为世模楷，其手迹，一般人也只可能转相摹习，不易直接观摩。

唐初，太宗崇尚王羲之字，诸书家均遵循二王法则，北朝书风只是在中州世族之家有所传承.后世出土河南河北一带唐墓志中可见其残留痕迹，此即为康有为所盛赞的小唐碑“皆工绝，不失六朝矩擭”者。由于汉魏以来山东旧族到唐代已衰落.且历经欧、虞、褚、薛、颜、柳等书体递相盛行，北朝书风也就渐渐湮没了。而相承的二王体系书风牢笼了书坛，长达一千年之久。来源书法 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宋太宗于淳化三年，命翰林侍书王着甄选内府及诸州所得法书，以枣木版摹刻藏于禁中，并将拓本分赐王公大臣，是为汇帖之祖。不久，以阁帖为祖本，纷纷翻刻于石，略有增减，分散各地，有宋一代已有数十种，曹士冕撰《法帖谱系》，分析颇详。元、明、清翻刻，如儿孙繁衍，更不知凡几。宋代以后，学书者正楷莫不从唐碑人手，尤以欧阳询、颜真卿为最着，而行草则取法刻帖。自赵孟烦出，又广受赵字影响。即便雕版、活字印书所用书体，也不外乎欧、颜、柳、赵诸家。宋、元、明是帖学书派极盛时期。明末清初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王(铎)、傅(山)诸家虽宗帖学，而师心自用，故能不受前人绳墨所限，别具风貌。以后帖学逐渐衰微而不起了。

北宋中叶，吕大临撰《考古图》十卷，着录内府及私家所藏古器，分类编排，幕写图形，考释铭文。欧阳修撰《集古录跋尾》_{·卷，列周至宋初金石碑帖，作跋尾四百余篇，于是开创金石之学。其后如赵明诚、洪适、陈思、郑樵、娄机等皆踵武着录考辨。元明时此学式微。唐人篆书多不遵《说文》，隶书一味工丽肥扁，已不知有汉。宋代虽有金石之学，但求博古好奇，篆隶视唐代等而下之。苏、黄、米、蔡正行草皆卓然大家，然均不擅篆隶，米带偶有为之，而恶俗不伦。黄伯思好古文奇字，各体书号称妙绝，片纸只字，时人皆以为宝，观其所题《柳公权书(兰亭诗}})隶书跋文，靡弱挑剔.似于两京碑版视若无睹。元明人作隶书，唯知“挑拔平硬如折刀头”。传世汉碑宋拓本已是凤毛麟角，而明拓剪裱本传世颇多，可见明人已普遍将汉碑作为临池范本，然以文微明、文彭父子隶书论，似对汉碑气息之理解有失肤浅。明末清初诸书家也有兼植专攻汉隶者，而王铎隶书《唐宋州官吏八关斋会报德记》用笔扁薄靡弱，结体丑怪支离，与其行草成就悬去天壤。傅山自云:“于汉隶一法，(祖孙)三世皆能造奥，每秘而不肯见诸人，妙在人不知此法之丑拙古朴也。吾幼习唐隶，稍变其肥扁，又似非蔡、李之类。

既一宗汉法，回视昔书.真足唾弃。”。又云:“汉隶之不可思议处，只是硬拙，初无布置等当之意，凡偏旁左右，宽窄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机。”。傅山已知汉隶三昧，然心手不应，其隶书丑拙有余，古朴不足。郑篮专以隶书名家，其隶书杂以行楷笔法，因不辨隶、楷上下流之别，字虽活泼飘洒，而不免仇巧软滑。所以可以这样讲:乾、嘉以前书家，虽有宗汉碑而尚无碑学书派。

清初，顾炎武首倡以金石证经订史，学术影响有清一代。乾、嘉时金石、考据之学大盛，学者纷纷搜访着录碑刻，流风所及，书家开始注意并重视汉魏六朝碑志书法，逐渐产生一种新的审美观念，以及相应之技法。既有钱大听、桂馥、邓石如、黄易辈实践在前，又有阮元、包世臣等继理论于后，于是形成碑学书派，举世字宗汉魏，风靡了一百余年。陈介棋、吴大激等皆同、光时海内收藏家，三代彝器朝夕摩擎。陈介棋认为:“书画之爱，今不如昔。以金文拓本为最切，其味为最深厚，《石鼓》、秦刻、汉隶古拓次之。”。李瑞清也尝曰:“求分于石、求篆于金，盖石中不能尽篆之妙也。”。在当时这种好古心理的追求之下，先秦钟鼎彝器铭文成为书家遨游的又一天地。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殷商甲骨、战国货布、秦汉砖瓦、流沙坠简、敦煌写经等都成了书家托古创新的绝佳资料，故近百年来书法能愈出愈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