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字演变的历史长河中，隶书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体，有着它自身产生、发展、形成、定型、成熟的历史脉络。

关于隶书的起源，当带书学史的研究者已经溯源到春秋末年的山西侯马盟书和河南温县盟书，并明确指出：“东周盟书宜为隶变之滥觞”。（见常耀华《开隶变端绪的东周盟书》，载《中日书法史论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这比同书所载日本学者新井光风先生在《关于包山楚简书法的考察》一文中所认为的隶书的萌芽还要早一百多年。

随着地下考古材料的不断出土，特别是湖北睡虎地秦简的发现，使人们对隶书的形成时间也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裘锡圭先生就指出：“隶书在战国时代就已基本形成了。”(见《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中国社会急遽变化的秦汉之际，也止是中国文字隶变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我们从湖南出土的秦汉简帛中就可大致地看到当时隶书的各种风貌。

以秦简为例，2002年在湖南湘西龙山里耶出十的三万余枚秦代简牍中，就有从秦始皇二十五年到秦二世二年的明确纪年，由于这批秦简都是官府文书，因而更能清楚地看到当时书吏所抄写隶书的实际风貌。

这是一块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洞庭郡所属迁陵县的官府记事木褐，它应是当时主管“事曹”档案的文吏所书。从字体结构来看，尽管还是比较典型的篆书，但其用笔则颇值得玩味：

首先，在线条的处理上，多方起尖收，粗细不拘，并不象泰山刻石那样匀整规范，特别如“尽” 字的线条处理，其—卜部“皿”这个部首的左撇右捺和横画的上挑，都是隶书意味很浓的用笔。

其次，那个“已”字的末笔已经完全是隶书的长捺，这种长捺出现在篆字构形的文字中，正说明当时的篆书书写已很不规范，已浸透了很浓郁的隶书色彩。

这块木牍虽然残损了上半截，但保存—卜来的这七行文字就很能说明它已不是所谓篆书，而是较为典型的秦隶了，如果将它与湖北睡虎地秦简相比较，虽然尚没有后者的秀劲，但其用笔和书风已很接近，尤其是其中反复出现的几个“江”、“沅”等字，不仅其左侧的三点水已完全隶书化，而且其横画和捺笔也是比较典型的隶书写法。

我们举此两例就可说明，在秦始皇二十五年至秦二世二年之间，秦代的书吏们所书写的字体和书风应该是篆隶皆有，而并不是所谓“书同文”的千篇一律。

湖南出土的里耶秦简固然可以说明秦代书吏实际应用的书体和书风的多样性，而长沙马千堆一、三号墓出土的简帛文字，则更能说明秦汉之际所流行的书体、书风的实际面貌。 先以马王堆一、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几十块木牌来与里耶出土的秦代木楬作一个比较，很显然，两者有着篆书和隶书的根本区别。例如“腊兔笥”(图三)中的“笥”字，就基本脱尽了篆书的构形要素。再如“唐扶籽笥”(图四)中的“唐”字，尽管其构形还留存着篆书的一些影子，但那隶书中最典型的波挑笔画，可谓是写得飘逸灵动得很了。因此，我们可以说，秦代书吏书写时篆隶皆用的局面在汉初已由不拘一格、风格各异的古隶所取代。这一点，我们也可从马王堆一、三号墓出土的 简牍中得到证明。

马王堆一、三号墓共出土竹木简牍922枚，其中除200枚医简外，其余都是遣策，这些遣策的抄写时代大致可定，即三号墓下葬的公元前168年左右到一号墓主下葬的公元前165年左右，从这些竹简的抄写书风来看，虽然因抄手的不同而风格各异，(具体参见拙文《马王堆简牍书法艺术散论》，载《书法丛刊》1997年第1辑。）但其字体却都是比较典型的古隶，这种古隶与秦隶应是一脉相承的一种自由度很大的隶书字体，这说明至少在公元前165年左右，古隶仍是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流行书体。

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共有10多万字50种古文献，其抄写的字体大致可分为篆隶、古隶、汉隶三种(具体参见本人编着的《马王堆帛书艺术》一书的前言，该书于l996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其中篆隶以《阴阳五行》甲篇(或称《篆书阴阳五行》、《式法》)为代表，其它诸如《五十二病方》、《养生方》等医书都属于这一类，其书风特点与上举里耶秦简的木楬差不多，即基本保留着篆书的结构，形体上纵向取势，但用笔上则多方起尖收，点、撇、波、挑的笔道到处可见，个别字形结构也开始隶化，如“祭”篇(图五)中的“淦池”二字，同是三点水旁，但形体写得并不一样，一个写作“水”字，一个则写成隶书中横排的三点水，这无异于告诉我们，这种书体己不是典型的篆书，而是一种处于隶变时期的篆隶字体。这种字体的抄写年代非常明确，因为该帛书上有“廿五”、“廿六”的纪年，这也就说明，这件帛书抄写时代的上限不会超过秦始皇二十六年，准此，我们将其与上举秦始皇三十四年的文吏木楬相比照，至少可以作如下的推论，即从秦始皇三十四年至二十六年之间，这种用隶书的笔意来书写篆书结构的所谓篆隶体仍在使用和流行之中。

帛书中的古隶是和睡虎地秦简中的所谓秦隶以及马王堆汉墓出土简牍中的古隶属同一种性质的书体。在形体上，它已不是篆书结构为主，其字型结构的隶变已初具规模，字体的取势已横向发展，用笔则肥瘦不拘，粗细随意，隶书中最有代表性的泼、挑、点、折、撇、捺等笔画随处可见，而且各自自由表现，有着很大的灵活度和艺术个性，更加上抄手的书写风格不同，表现在书风上就显得或劲挺、或古雅、或飘逸，具有很高的艺术趣味。

马王堆帛书中用古隶抄写的文献有很多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战国纵横家书》(图六)，就是劲挺类的代表，其用笔构形都显得剑拔弩张、雄健峻挺，有着一种不受拘束的豪健之气。而《春秋事语》(图七)则是古雅类的代表，它的府笔多弧线形的肥笔，构形多内敛而古拙，看上去颇有一种雍容大度的风范。至于《阴阳五行》乙篇(图八)，则是飘逸类的佳作，它在用笔上秀逸舒展，构形上自由灵动，加上字距的安排宽窄得体，因此显得张驰有度，一派自由灵动、秀雅飘逸的气象。

用古隶抄写的帛书中，也有明确的纪年，《刑德》甲篇的“刑德大游干支表”中就有“今皇帝十一年”的记载，所谓“今皇帝十一年”也就是汉高祖十一年(前195年)，这也就说明，这类古隶抄写的大致年代应该在汉高祖十一年前后。

帛书中的所谓汉求是指那类字形扁方、用笔规范定型的一类书体，这种书体与前面所述的篆隶、古隶截然不同，它已没什么篆书的结构，也没多少自由灵动的个性化书风，而是一种很规范化的隶书，这种规范化，不仅表现在布局中行距字距匀整统一，而且表现在用笔上都高度一致，完全没什么变化。最有代表性的是那带长捺的“无”字和“也”字，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在那一个位置都一样，这无异于告诉我们，隶书的规范定型，或者说隶书的成熟在西汉初年就已完成了。也许有人会说，这可能是当时某一个人的书写风格。其实不然，马王堆帛书中用汉隶抄写的古文献有很多种，如《老子》乙本、《黄帝内经》、《周易》、《易传》、《相马经》、《五星占》、《刑德》乙篇等，它们虽然看上去整体风格都差不多，但仔细比较就可发现，它们其实并不完全一样，如《周易》(图九)和《相马经》和《五星占》(图十)的书风就有着明显的差异，这说明这类帛书并不是一个人所抄写。冈此也就反映出当时的抄手们已非常熟悉这种规范定型的隶书写法。

这类帛书中也有好几处明确的纪年，在《刑德》乙篇中有“孝惠元”(前194)的纪年，这说明它抄写时代的上限不会超过公元前194年。在《五星占》中记载五星的运转周期时，从秦始皇元年一直记到汉文帝三年(前177年)，这也就意味着，这件帛书抄写年代的时代上限不会超过公元前177年，这样我们也就可以推断，所谓汉隶抄写流行的时间应该在公元前194年至177年前后。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社会急遽动荡变化的秦汉之际，中国汉字也在经历着剧烈的隶变过程。湖南出土的秦汉之际简帛文物，是我们了解认识秦汉之际汉字在隶变过程中的具体风貌的第一手最可靠的材料，研读这批出土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认识：秦汉之际的隶书在战国晚期形成的基础上已走向成熟定型与此同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其中篆隶在汉高祖十一年以后己基本上被书写自由的古隶所取代，尽管当时已完成了汉隶的规范定型，尽管这种书体抄写的文本工细匀整，但最盛行于当时的书体还是最便于书写、也最富有艺术趣味的古隶，这类古隶书体不仅流行于秦汉之际，而且在西北出土的东汉简牍中都到处可见到它的影响和余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