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点画、结体，不是静止的而是变动的。从这一种书体到那一种书体——如真、草、隶、篆，这一家的书到那一家的书，产生了干千万万不同的形体，每个书家通过点画与结体所形成他自己的特殊形体。其中就产生它特殊的性格，这就是风格。但是一家书体有一种特殊形态而这种形态也不会固定不变。首先在书体本身的历史行程中要变，这个历史行程，一般都把它分成几个时期——早、中、晚期，或前后期。字从廋的变到粗的，或粗的变到瘦的，长的变到扁的，或扁的变到长的等等，这是从他的形式方面看；从硬的变到软的，或软的变到硬的，扁的变到圆的，或圆的又变到扁的，稚弱的变到苍老，或苍老又变到稚弱等等字，这是从它的质的方面看。从形式上看，是认识的概念；从质的方面看，是认识的深化。

以上是字在历史行程中的自然变化，同时字还能从其他的因素上发生变化，如笔、墨、纸、绢、精神等因素。比如笔、笔锋是尖或秃的时候，墨干些或湿些、浓些或淡些的时候，纸或纸质不同的时候，绢、绫或绢绫质地不同的时候，写字时精神的饱满与否，都会使它发生变化。在以上的情况下，形式虽变，而性格是不变的，因此，墨、笔、纸、绢、绫这些工具只能变它的形式，而不能变它的性格。那么，在字的本身历史行程中既有各个时期的自然变化，其性格变不变呢？不一定，这要从具体的情况而定。当一种书体在它自己的历史行程中，它的性格或者变或者不变。而在一个书家所擅长的几种书体中，它的性格也许相同也许不同。如元倪云林的字，前后的性格是不变的；明祝枝山的书体有好多种，它的性格就相当复杂；徐渭的书体有多种而性格是一致的；清金农的早、中、晚期是不同的，中期以后的隶书与行书的性格相同。画也是如此，不论人物、山水、花鸟等画科，它的风格如何，是出于笔的主使，为笔所产生，因而，个人风帆格的认识，是以笔的性格为基础的，如吴门四家中沈、文、唐三家共同点是都属于文人笔墨，但也有所区别。沈周的山水远师董源、巨然，出入于元四家的黄公望与吴镇，兼取法于马远、夏圭，笔墨挺健，气韵浑厚，形成了粗笔写意的新面貌，开创一代水墨浅绛山水的独特风格。特别是他的花卉，继承发展了宋末及元代写意花鸟画的传统，笔墨古朴，风格淡逸，对明代后期水墨写意画，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文征明在融汇黄公望、王蒙画法的同时，更多的是宗法赵孟頫\，他的画风细润文雅，独具一格。仇英是工匠出身，但画风却受到文人画家的影响。他和唐寅都曾师事当时以院派着称的周臣，吸取两宋李成、范宽、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诸家之长，运用了元人水墨写意的笔墨，融合变化，形成了劲秀潇洒的风格，吴门四家的不同之点，是从他们的画风或体貌来辨认的，体貌又从那些山、水、树木等等形式来辨认，而这些形式，又要以笔法来辨认，特殊的笔所表现的特殊的形象，二者的综合，才是风格的认识。

个人风格，它的前后期是一种体貌的，其间形式、笔墨虽有变，而性格是不变的。如元倪云林的山水，明陈洪绶的人物，清恽南田的花卉。前后期有多种体貌，形式变，笔墨变而性格也变了，如明沈石田的山水是也。但是性格变了而它的常性却隐藏在变之中，如明唐寅的山水，元赵孟頫\的《百尺梧桐轩图》等就是。但是性格虽有前后期之分，有变与不变的区别，然而真伪的混淆是不可能的，如传世有名的宋赵子固《白描水仙图》共有五本，体貌都相同，然而性格是截然不同的，是否有前后期之分呢？这五本之中，一本为两株水仙，一本是三株，其余三本则为繁密的长卷。假如从笔的性格来分析，就立刻能够证明前者二本合乎赵子固的性格，而后者三本，是赵子固所不可能有的。这里就不是前后期变化的问题，而是两种不同性格的相容与不相容的问题。

通过以上的分析说明个人风格比时代风格还要具体，更不容易捉摸。从何处去捉摸呢？必须从书画本身写作中的基本组织着手。它包括三个方面：笔法；墨和色；结构和剪裁。不理解这三者，是无法捉摸书画家的个人风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