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艺术品收藏种类中，古代书画作为最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艺术门类，一直受到历代收藏家的重视和青睐。在现今的书画收藏热中，随着一些大名头的古代书画陆续在市场上现身以及随之而来的有关真伪争辩，使得一些过去仅在学术界流传的“传”字类、“款”字类概念也开始进入众多书画收藏爱好者的视野并引起大家的关注。

“传”字类书画，意即：传为古代某书画大家的作品。它的特点是：书画上并没有作者的款识印章，但在传承过程中，被其后的（或同时代的）收藏鉴赏者题识为某某所作，或被历代鉴赏界公认为是某位大名家的作品。“传”字类书画往往要同时具备两种特征，一是作者须为宋元以前书画史上着名的书画大家。二是要传承有序，题识者一般距作者年代较近，而且自身应是书画界公认的有较高书画鉴赏能力的鉴赏家。如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传为北宋赵昌的《写生蛱蝶图》就颇具代表性。同样，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唐孙位的《高逸图》，也无作者款印，但卷首有宋徽宗墨题《孙位高逸图》，此画北宋曾由驸马李玮庋藏，后入“宣和内府”，钤“御书”、“宣和”、“政和”、“睿思东阁”诸印，后又经明清多位大藏家递藏，后入清内府，钤有乾隆、嘉庆、宣统诸玺。

“传”字类书画，既称之为“传”，意味着是后人“视为真迹”，也有着“存疑”的含义在其中，正由于在是否为“真迹”上，存在有质疑空间，易在学术界引起争议，远的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郭沫若先生提出的《兰亭序》真伪之辩。近的有前两年围绕国家收购《研山铭》、《出师颂》是不是买了赝品之争论。这些作品虽然未必是作者本人手迹，或为代笔，或为早期的临本、摹本。但这些作品在原迹或已无存的情况下，经过漫长岁月的甄别和洗礼，本身也具备了与名家原作相当的艺术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传”字类书画与书画真迹具有同等重要的艺术价值。

“款”字类书画的特点则为，作品上署有作者的款识印章，但在传承上缺乏确凿的递传依据和着录支持。或在古代鉴赏界即已“疑伪”，存在争议和歧见。作品的艺术水平也与社会公认的作者艺术特征不完全吻合，或在艺术造诣上存在差距。“款”字类书画涵盖的年代要广，宋元明清都有。

“款”字类书画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既有古人比较认真的模仿之作，也有近代人臆造的伪劣之作，因此收藏时遇到署大名头的“款”字类书画需审慎对待。现今一般认为，清三代及明代流传下来的“款”字类书画艺术价值较高，清末民国以后的仿作则需要多从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平高低加以考量。近年在书画收藏中，一些画艺精湛的“款”字类书画，同样受到收藏者的好评和追捧。如2000年朵云轩秋季推出一件宋赵伯驹款《荷亭销夏》轴，学术界认为恐非赵伯驹真迹，应为明孟之院体山水。但此画历史上曾经高士奇、戴植、狄平子三位大鉴藏家递藏，而作为清初在书画鉴赏上颇有名气的高士奇对此画钟爱之极，认为是赵氏真迹，将它收入自己精心遴选的藏画集《江村销夏录》中并作条缕之析，结果受到众多藏家追捧，拍出233.2万元，成为该场拍卖会的最高价。

古代书画中的“传”字类作品和“款”字类作品是中国书画艺术发展进程中的产物和见证。曾对书画艺术的传承和弘扬产生过积极影响，同样都是珍贵的文化遗存。如果我们在收藏鉴赏古书画时，对他们多一些了解并予以正确解读，对于科学评价书画藏品的艺术价值，更好地指导书画收藏，都是很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