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一轮的收藏热潮席卷全国，其参与者之众多、声势之浩大、影响之深远、交易额度之巨大，是以往任何一次收藏热所无法望其项背的。收藏，从一种曾被称作好事者所为的小众行为，到一种几乎全民参与的普遍现象，其间的奥秘，在于收藏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考察收藏史，除去历代帝王因为统治的需要，对于图书典籍、档案材料的收集和储藏，个人的收藏是建立在怡情悦性基础之上的。南朝时陶弘景有诗云：“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这正是古代收藏家收藏心态的写照。

唐太宗是一位书法艺术作品的狂热爱好者，当年御府收藏的书法珍品，就有一千五百一十卷。又“购求人间书，凡真行二百九十页，装为七十二卷；草二千纸，装为八十卷。每听政之暇，则临看之”。对于他最爱的王羲之作品，他曾命虞世南将选购的王羲之墨迹，张于寝殿的墙壁上，朝夕坐卧观赏。为了得到《兰亭序》真迹，他三次下诏让辩才和尚献书，最后还让萧翼乔装打扮，才将真迹“赚”到手，临死前还让儿子将真迹与他同葬。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他对于书画作品“以爱好愈笃，近于成癖。每清晨间景，竹囱松轩，以千乘为轻，以一瓢为倦。身外之累，且无长物；唯书与画，犹未忘情。既颓然以忘言，又怡然以观阅”。晚明高濂在《燕闲清赏笺》中说：“时乎坐陈钟鼎，几列琴书，榻排松窗之下，图展兰室之中，帘栊香霭，栏槛花妍。虽咽水餐云，亦足以忘饥永日，冰玉吾斋，一洗人间氛垢矣，清心乐志，孰过于此？”

宋代和清代乾嘉时期的两次收藏热中，金石类藏品占据龙头老大地位，文人士大夫之所以热衷这类藏品，其主要目的在于学术研究。北宋女词人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说，收藏的目的在于“正伪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乾嘉时期对于金石碑帖的收藏，目的也是为了考辨史料真伪，编撰史书，而这些学术研究，也是建立在怡悦心灵的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