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过庭（646～691），名虔礼，字过庭。他是何地人氏？学界一直没有定论。有的说他是岗阳（今浙江富阳）人，有的说他是陈留（今河南开封）人，他在《书谱》中自称“吴郡孙过庭”，应该是苏州一带的人。他出身寒微，在“志学之年”，就留心翰墨，学习书法，专精极虑达二十年，终于自学成才。到了四十岁，才做了“率府录事参军”的小官，因操守高洁，遭人谗议丢了官。辞官归家后他抱病潜心研究书法，撰写书论，可惜未及完稿，孙过庭因贫病交困，暴卒于洛阳植业里之客舍。唐初大诗人陈子昂曾为他作<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和<魏率府孙录事文>，说“元常（钟繇）既殁，墨妙不传，君之遗翰，旷代同仙”。把孙过庭比为三国时的大书家钟繇，可见他在唐初就很受推重。

孙过庭“好古博雅，工文辞，得名于翰墨间”。他擅长楷、行、草诸体，尤以草书著名。孙过庭传世书迹有《书谱》、<千字文>、<景福殿赋>三种，都是草书墨迹，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要数《书谱》。

孙过庭的《书谱》墨迹问世后不久，就有人提出批评。如唐代的窦暨在<述书赋>里说孙氏的草书有“闾阎（凡夫俗子）之风，千纸一类，一字万同”。这种说法受到了后世专家的反驳。宋代的王诜说：“虔礼（孙过庭）草书专学二王。郭仲微所藏《千文》，笔势遒劲，虽觉不甚飘逸，然比之永师（智永）所作，则过庭已为奔放矣。而窦暨谓过庭之书千纸一类，一字万同，余固已深疑此语，既而复获此书，研究之久，视其兴合之作，当不减王家父子。至其纵任优游之处，仍造于疏，此又非众所能知也。”宋代的米芾虽然对前代书家颇为苛刻，对孙过庭的草书却心悦诚服。他在<海岳名言>中说：“孙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过庭法。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明代的焦谓：“昔人评孙书，谓千字一律，如风偃草，意轻之也。余谓《书谱》虽运笔烂熟，而中藏轨法，故自森然。顷见《千文》真迹，尤可以见晋人用笔之意。禅门所称不求法脱不为法缚，非入三昧者，殆不能办此。”王世贞也说：“虔礼书名，一时，独窦暨贬曰凡草闾阎之类。《书谱》浓润圆熟，几在山阴（王羲之）堂室。后复纵放，有渴猊游龙之势。细玩之，则所谓一字万同者，美碧之微瑕，故不能掩也。”这些分析与评价要比窦暨全面、中肯得多。

细观《书谱》墨迹，孙过庭既得二王笔法的真谛，又有所发扬、创新。全篇开始一段用笔沉稳。速去援来，应规入矩，就象交响曲的引子，意和气平；中间写得兴起，笔势渐转放纵，点画相连，钩环牵引；到了后段，随逸兴遄飞而达到高潮，只见笔下生风，波诡云谲，尽情挥洒。首尾三千余言，高潮迭起一气呵成，真是“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达到了“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的化境。看《书谱》的用笔，流畅婉转中极富变化，“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映带俯仰，气脉贯通。笔端或轻如蝉翼，或重若崩云，刚中显柔，柔中寓刚，飞动轻继，意趣盎然。《书谱》笔法虽源于王羲之，但比王羲之更为隽拔刚断、富于变化。最具有特点的是横划、长点捺，先顿笔重按，后顺笔出锋，使一笔中陡然出现两种变化，波澜跌宕，神采顿生。右环转下作弧笔时，笔画末端由精转而出细锋，锋芒咄咄，精神外耀，宛如瀑布突然受阻，流水变细，从岩隙中急转而出。藏锋、露锋、中锋、侧锋，无拘无束，自然挥洒。其笔法、意趣、气韵颇近陆机<平复帖>和王羲之<寒切帖>、<远宦贴>，用笔破而愈完，纷而愈治，飘逸愈沉着，婀娜愈刚健”。《书谱》的墨色亦燥润参差，前半段以取妍，温雅流美；后半段燥笔居多，“若柘槎架险，巨石当路”。其结构虽以平正为基调，但疏密聚散得宜，宽窄伸缩有致，在参差错落的章法中，更见浑然天成之妙。千百年来，《书谱》博得了众多书家的赞叹和推崇，其中以孙承泽说得最为公允，他说：“唐初诸人无一人不摹右军，然皆有蹊径可寻。孙虔礼之《书谱》，天真潇洒，掉臂独行，无意求合，而无不宛合，此有唐第一妙腕”。

除《书谱》以外，孙过庭写的《千字文》和《景福殿赋》也是书法艺术中的佼佼者。冯梦祯在<快雪堂集>中说：“余观《千文》真迹，出入规矩，姿态横生，如蛟龙之不可方物，似从右军（王羲之）、大令（王献之）换骨来。”真迹已经散佚，现可见到的有<余清斋>、<墨妙轩>法帖刻本两种，其中《墨妙轩》本为宋人所书，托为孙书。《余清斋》刻本的《千文》，用笔纯熟而不露锋芒，颇有气派。总的看来，孙过庭的《书谱》与《千字文》的书法，脱胎于“二王”，从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二王”法乳。而传世的《景福殿赋》则又是一番气象，面目与《书谱》差别很远，所以历来有人怀疑非孙所作。此帖用笔尖戏方硬，结体有章草遗意，别有一番风姿。该墨迹原件现藏故宫博物院。

孙过庭在书法理论方面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其书论之精华集中在《书谱》之中，历凡是研究书法者，无不奉为臬。在《书谱》三千七百字中涉及到书法发展、学书师承、重视功力、广泛吸收、创作条件、学书正途、书写技巧以及如何攀登书法高峰等课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首先，孙过庭回顾了汉晋四位大书法家（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的成就及不同的书风，指出自他们以来书法发展的总体特点是“古质而今妍”。二王父子的功绩，就在于他们走在这条道路的最前列，是当时人们审美观点在书法上的集中体现，所以才成为书法大师。要学书法，就必须取法乎上，钟、张、二王的生花妙笔，正是人们师法的最佳范本。

其次，字中点画是组成书法艺术的基本元素，书家必须对此十分精熟，才能通过点画体现“形质”，用挥写来表达“性情”。尽管正、草书体有动静之别，技巧表现也各有侧重，但“形质”和“性情”总是显示书法生命活力的基本要求。为了更好地充实书法的活力，还必须从其它各种书体中去吸取新的营养。比如学习楷书与草书，应该“旁通二篆，俯贯八成，包括篇章，涵泳飞白”，兼收博采，有容乃大。当然，书法创作的成功与否，除了书法家的功力是否深厚外，人的情绪，工具、材料的优劣，以至天气季节的变化，都会产生影响。书写者应在最佳状态时挥毫，才能使书法艺术达到理想的境界。

融诸体之长，触类而旁通之，是书家成功的重要因素，历代书家概莫能外。为了阐明这个问题，孙过庭分析了篆、隶、草、章的特点和长处，他说：“篆尚宛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简而使”，这是历来对诸书体最为简明精辟的论述，其具体含义是：篆书，特别是小篆，是用首尾藏锋、行笔中锋、均匀一致的圆线条写成的。圆线条具有柔和、婉媚、抒情的性格；转角宜圆曲，形体宜修长，这样线条才能贯通流畅，充分体现出婉柔流通的艺术特色。所以说：“篆尚婉而通”。

隶书改篆书的圆笔为方笔，方笔挺直有力，转角处也改园转为方折，结体必然以严整代替“婉而通”，变长方为横宽，这样才能协调一致。所以孙过庭强调：“隶欲精而密”。隶书是以方直为特点，易显呆板，故隶书啬“蚕头燕尾”，使方使严正的隶书显出飞动活脱之气。但不可多用，“燕不双飞”，多则失去了“精而密”的特点。

草书是快速书写的字体，要快就要删并一些笔画，且须把一些笔画连通起来一鼓作气写出。其结果方白的楞角变成了弯转的圆角，出现了许多摆动而流畅的曲线，故曰：“流而畅”。章草是隶书的草体，与今草相同处在删简和圆转；不同处在字字独立，保留了隶书的“燕尾”即捺笔。作为隶书的草体，它不如今草那样连绵不断一泻千里，但比起隶书来却快速简便得多了，故曰：“简而便”。

一个学书者，使篆之“婉能”，隶之“精密”、草之“流畅”、章之“简便”，汇诸长于腕下，自然能成大家。

再次，孙过庭在《书谱》中谈了书法创作中的核心问题－－运笔（所以有人也称《书谱》为<运笔论>）。他告诫学者要在“执、使、转、用”的技巧上下功夫。针对当时书坛上出现的不良书风，即把一些装饰性的“美术字”作为创新的书法，孙过庭指斥他们为“巧涉丹青，工亏翰墨”，没有在运笔上下真功夫。

最后，孙地庭总结了书法艺术的创作规律，认为学习书法有三个阶段，即平正一险绝一平正。他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任何一位成功的书法家都要遵循这个规律前进的。

《书谱》是孙过庭自己书法实践的总结和升华，这些言之有物、透辟精到的书论给后学者的教益，比起那些缺乏书法实践或书艺不高的理论家的泛泛空论，不知要多少。《书谱》无愧是一部书学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