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字形字体的发展变化规律，卫恒的总结无疑是正确的，尽管他引述了别人的观点，说明他对这种看法是赞同的。从这些议论中，也能够使人们了解到汉字字形发展的大致轮廓。
除了这些之外，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还对篆、隶、行、草等各体书法家的书法艺术作了比较，真正把书法提高到艺术上来。在秦的小篆的书写艺术上，他认为当首推秦朝的李斯。到了汉朝，有扶风人曹喜也善写篆体，其笔法与李斯少异：曹魏时期以曹喜为师而写篆体的是邯郸淳，他善于领略篆书的精妙之处，篆书写得很似曹喜；而韦诞以邯郸淳为师，写得却不及邯郸淖。至于东汉末年的蔡邕， “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闲理不如淳也，”他认为，蔡邕所说的篆体“形要妙，巧入神”，应该是篆体的精髓，只有把握这一点，才能达到艺术的高度。
谈到楷书、行书，他推崇东汉师宣官的楷书，说他的楷书“大则—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有笔法：而梁鹄暗暗模仿他的笔法，又胜于师宣官。至于行书，他也赞扬曹魏时钟繇的书法。
对于草书体的书写，他更有较详细的评述。他认为，东汉时期的杜度、崔瑷、崔寔，都善写草书， “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而草书最称精巧者，要数弘农的张伯英，他“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忽忽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室其书”，因而号为“草圣”。张伯英弟子很多，但没有一个比得上他。与张伯英同时期的其他草书家，都不如张伯英得草书之法。
卫恒的上述这些议论，概括了西晋以前书法发展的情况，在今天看来，因为魏晋墨迹殆尽，就更显得它的宝贵。
同时，在《四体书势》中，他也引用魏晋以来一些书法家对各种字体笔法的阐述，形象而生动地层示了篆、隶、行、草各种书体的笔法势态，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因为到了西晋，现行的所谓真、草、隶、篆等字体已经形成，各种字体的书法家纷然出现，使得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所以，他对这一时期的整个书法艺术特别赞赏，说是“籀篆益其子孙，隶草乃其会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可宜。”
卫恒生活在西晋统治者内部矛盾不断激化的时期，在统治阶级互相残杀的“八王之乱”中，他的一家都死于这场斗争，他的书法墨迹也早已荡然无从。 “八王之乱”后，他才得到平反，赐其谥号为“兰陵贞世子”，肯定了他在书法艺术上的贡献。

艺术特色
唐李嗣真《书后品》称他的书法纵任轻巧，流转风媚，刚健有余，便媚详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