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作家李辉（朱锐/图）

　　学者、作家李辉曾写过一本《和老人聊天》，这本书的内容源自他二三十年来采访巴金、冰心、萧乾等多位“文化老人”的一大摞笔记。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他曾四处寻访那些文化老人，这些经历也为他的历史研究和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成为值得珍藏一生的宝贵记忆。

　　9月12日，李辉来到深圳，做客本报主办的“书广场”活动。讲座开始前，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谈论那些“文化老人”对于当下社会的意义。

　　“文化雪球”越滚越大

　　《文化广场》：研究现当代文化人这么多年，很多读者看了你的书后都有一个疑问：你如何接触到那些“文化老人”？为什么你在这方面具有浓厚的兴趣？

　　李辉：我从小就喜欢和父辈聊天，愿意和他们交流。1977年考上复旦后，认识了贾植芳先生。贾先生对我确定研究方向和对文化感兴趣方面起了最直接的重要影响，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大学期间研究巴金，了解到“五四”时期整个文化界和思想界的情况，那个时期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过程中，贾先生一直强调要看原始资料，要尽量采访当事人，所以我在大学就开始采访巴金和巴金的朋友，这就是我“文化雪球”的核心，之后越滚越大。到北京工作后，认识了更多“五四”时期的作家，首先认识的是和巴金关系好的作家，比如冰心、萧乾、卞之琳等等，和他们建立密切的联系。通过贾先生的关系，我还认识了黄苗子、耿庸、王戎等。我是做新闻记者出身，有更多机会认识“五四”时期的作家，而且当时他们还健在，像萧军、聂绀弩、艾青、臧克家等。通过广泛的接触，我对“五四”时期的文化有了一个具体、密切的了解。

　　从老一代身上学会沉着与坚持

　　《文化广场》：与“文化老人”交往，对你自身有什么影响？

　　李辉：有很大的影响。我研究的课题从现代史扩充到新闻史，最近还写了《时代》周刊杂志封面这种政治史。我想从个人的角度，不是记者、不是作家的身份，把新闻史上重要的人物，通过这样一种叙述，综合性地描述起来。我对历史的兴趣越来越浓，而且对于历史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广泛。同时，由我的性格、专业所致，我做的研究与一些研究所的学者和专家是不同的，我会加入现场采访的感受，或是我的游记感受，这还会有一些文学的元素在里面。

　　另外一个受益是性格上的陶冶。老一辈都经历过战乱和一些政治运动，但他们最可贵的是不因外界的压迫而改变对文化的热爱。他们很多人是在极困难的情况下还坚持一种文化理念，或是保持沉稳平静的心态。他们很多人都不是英雄，但他们都是很执着的文化创作者。我们不期望“人人是英雄”，我们需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坚韧与坚持。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要写些什么，当时萧乾先生给我来过几封长信，告诉我二战期间他在伦敦经历过空战。外面在轰炸，他竟躲在桌子下面读意识流小说，读福斯特的小说，读《尤利西斯》。他就是要告诉我“一定要让自己能在任何时候都沉静下来，要找个具体的事情来做”。文化这个东西就是看你能不能坚持下去、积累下去，谁坚持到最后，谁就是集大成者。

　　我不愿意说自己是一个学者，但至少我是一个有文化信仰、有历史兴趣的文化人。我认为，沉着、冷静和坚持，比什么都重要，这些都是从老一代人身上学到的。

　　做学问要靠小事积累

　　《文化广场》：近几年，每当有“文化老人”去世，媒体都会说“他带走了一个时代”，这里面有一种落寞的感觉。您认为这种落寞源自哪里？

　　李辉：落寞是必然的，因为“文化老人”们过去受到的迫害和摧残太多。在文化最不值钱、最被贬斥的时代，很多真正的大师健在，人们却没有好好珍惜。现在大师们先后离世，越来越少了，他们传递的历史文化信息才受到人们的珍视。

　　目前还健在的“文化老人”，基本上是上世纪20年代以后进入大学的。他们在接受新文化教育的同时，还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有人还上过私塾，他们的学养比我们这一代人普遍要强得多。像贾植芳、季羡林、施蛰存这样全方位的人才，现在越来越少了。他们走了之后，我们这个时代能和“五四”衔接上的人是越来越少了。目前要找综合素质、学养很高的人确实很难，目前60多岁、70多岁的人很少能称得上“文化老人”，所以人们对于那些80多岁、90多岁的“文化老人”的离开会感到很落寞。

　　《文化广场》：你认为当下的人从那些“文化老人”身上能学些什么？

　　李辉：概括而言，就是不为市场所动，不受外界环境动荡的影响，坚持做小事。对于学者而言，学问是靠小事积累的，和文学创作不一样。一些看起来比较小的事情反而能体现文化内在的精神，这比发表一两个轰动的观点和演说要强得多，这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讲更加重要。（钟华生 吴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