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由中央美术学院杨杰博士策划的“气韵非师”展览作为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在威尼斯本博宫正式拉开帷幕。展览选择了顾恺之、范宽、倪瓒、八大山人、吴昌硕5位中国历史上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作品，用影像的方式呈现了艺术家潘公凯临摹他们作品的过程，把笔墨问题重新放回到中国绘画史的发展历程当中去，复原笔墨问题在中国历史上真实的存在状态。在现场，美术报特约撰稿人采访了潘公凯，请他谈对中西方文化结构差异的理解。

传统是一个文化结构，西方的文化结构是后面的文化颠覆前面的文化，而中国是强调传统，不创造，只解释，在解释当中就有我自己的东西，但是它不强调这个东西本身。

董其昌一辈子在临摹，学了一辈子，并不把创造当做目标，但是在学的过程中就有了创造，在学古人的过程中会产生不重合的部分，这部分就是本性的流露，不是有意追求，这个流露本身就是创造。我们这个展览就是想展现另一种独特的模式，当然这个很难给外国人讲清楚，中国都很少人明白。王阳明在他的时代中有他能够见形的理论结构，他自己却觉得自己是在传承，他为自己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了前人而高兴，因为懂了《大学》《中庸》中的几句话而欣喜若狂，悟到了“心”“境”是什么意思。

西方艺术的创造，一追就追到了杜尚那里，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创造。杜尚的确是个很聪明的人，闹着玩就引领了潮流。西方把一点点进步都标榜成伟大创造，而中国却觉得这是在向祖师爷学习，其实都是进步，这就是中西方文化结构的差异，我觉得这是中国现在重要的文科课题。

最近有一个法国学者与我交流，他已经在中国很长时间了，对两国文化都很了解，他提出：第一，两种文化是永远不可能有准确的翻译的，但是要永远翻译下去。第二，不要让两种文化仓促地融合，要让他们互相关照和照应，因为这是两个体系，这两种体系的嫁接像植物一样，有时候可以长出好果子，但是有时候会破坏原有结构的精华。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深入地了解西方，关注西方当代艺术，把杜尚之后西方文化背后的体系真正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