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广州博物馆正在举办《革命·再革命——从兴中会到广州政权》展览。展览通过200多件珍贵文物、图片资料展现了孙中山先生及宋庆龄、黄兴、朱执信、廖仲恺等为推翻满清封建统治不懈奋斗的历程。据介绍，展览以孙中山先生早期建立兴中会、同盟会，到领导辛亥革命、三次建立广州政权等重要历史事件为陈列线索，为观众再现了当时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黑白照片集保留珍贵历史信息

在这次展览展出的众多文物当中，有多件文物是首度与羊城市民见面的，其中广州博物馆收藏的一本黑白照片集就是其中最为珍藏的展品之一。有关专家通过这本照片集封面上所遗留下的题字墨迹，得悉这是同盟会早期会员、负责筹款的骨干成员郑螺生精心制作并赠送给古应芬的一份纪念礼物。这本黑白照片录收录有157张黑白照片，内容大部分是孙中山先生及其同志有关筹备革命军饷的往来信件。照片集还保留了大量其他十分珍贵的历史信息。这些珍贵的历史信息包括了袁世凯实行帝制、卖国及引起民愤等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记录了革命党人交往的情况和陈炯明叛乱的事情经过。

另外，照片集还有部分关于孙中山等人如何对被捕革命党人进行营救的重要细节。如在1915年8月9日的一封汪精卫所写信中提到了如何营救早期同盟会骨干成员黄复生的事情经过。当时汪精卫听闻黄复生在上海被捕的消息，马上找到了在上海致力于反袁活动的王宠惠，询问解救之道。王宠惠则表示需要5000元“衙门使费”，贿赂上海有关部门方有可能放人。汪精卫当即向郑螺生去信，希望从所筹措的款项中，拨出4000元，作为营救黄复生的经费。但这笔营救费用一直没有筹到，因此，汪精卫再一次去函郑螺生，希望能从菲律宾的筹款中拨出营救费用，并告诉郑螺生，他自己已经开始向某位朋友借钱，但只借到600元，加上自己还有以前未动用的差旅费400元，合共1000元已经汇给上海方面，以解燃眉之急。

黄兴题绢面诗赠黄花岗烈士遗孀

在展览中，广州博物馆馆藏的“黄兴绢面诗”也是极具看点的展品之一。这件“绢面诗”是辛亥革命的策划者、组织者之一黄兴先生于1916年赠给“广州三·二九黄花岗起义”烈士方声洞遗孀王颖之物。

方声洞是广州三·二九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之一，1912年，方声洞的妻子王颖前往探望黄兴，黄兴追忆“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战斗情况，感慨不已，即席将其于1909年写就的一首七言诗“破碎神州几劫灰，群雄角逐不胜哀。何当一假云中守，拟绝天骄牧马来。”写于绢帛上，并将这首绢面诗连同1000元大洋赠予王颖。

据方声洞儿子方贤旭先生回忆，王颖女士一直非常珍惜黄兴先生所赠的这幅绢面诗，一直珍藏在身边，直至1977年，她去世后，方贤旭先生从箱子里找出来，并于1981年将此“绢面诗”捐赠给广州博物馆，成为广州博物馆馆藏一级文物。这件文物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时，曾在广州博物馆作为珍贵文物进行展出。

广东唯一一张同盟会会员证展出

在本次展览的众多珍贵文物展品中，有一件文物可以说是经历了重重困难后才能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它就是广州籍的同盟会会员李湛的“中国同盟会会员证”。李湛出生于清末广州东郊的农民家庭，后当上了南海县漖表乡民团长，后经胡毅生、朱执信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获颁予同盟会会员证。因当时清政府尚未被推翻，为安全起见，李湛将这件“同盟会会员证”藏入了一件漆枕中。

后来，李湛马上又参加了倪映典领导的“沙河燕塘起义”、孙中山、黄兴等领导的“三·二九黄花岗起义”等一系列起义活动，这件“中国同盟会会员证”就一直被藏在这件漆枕内。由于李湛在1913年3月12日的征剿开平县张诏、张杰叛乱中不幸牺牲，因此，这件“中国同盟会会员证”没有来得及妥善收藏起来，就随着李湛的去世而长埋于他的漆枕当中。

后来，这件漆枕被李湛的亲人当作遗物保存至今，直至20世纪80年代，李湛的儿子李燊元先生在一次清理家中旧物的时候，意外将这件漆枕打碎，这张“中国同盟会会员证”才得以重见天日。1989年，李燊元先生将此证捐赠给广州博物馆，随后，这件“中国同盟会会员证”被定为一级文物，并成为广东地区唯一一张保存下来的同盟会会员证。

“北伐敢死队长委任状”佐证广东群众积极参与革命

本次展览中，有一件关于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民军组织的珍贵文物将呈现在大家面前。这件珍贵文物是“北伐瀛字敢死军敢死队长委任状”，“委任状”长48厘米，宽25厘米，在封面印有“委状状”三字，并盖“中华民国北伐敢死军统带之关防”朱印。状文誓词写道“汉祚中兴，誓歼胡虏，务使虏敌无噍类之遗，以雪我同胞二百余年之辱”，这段誓词也明确表达了该军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宗旨。

这件文物是1981年由当时广州灯具厂副厂长余仲杰先生捐出。当时，余仲杰先生获悉广州博物馆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举办展览，无私地将其父亲余宗禧遗留的辛亥革命物品捐赠给广州博物馆。余宗禧早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9月，参加胡汉贤和谭瀛组织的民军。该军在广东惠州成立，参加者多属广州、惠州等地工人和樟木头、增城等地的农民，共计千余人。后来，被编为“北伐瀛字敢死军”，而余宗禧被任命为第一营第二队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