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家社会影响力已与艺术水准高低关系不大
一个作家要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就必须要发表一定数量一定质量的文学作品。像莫言先生,不仅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作品,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因此声名鹊起,影响巨大。不仅其文学著作一路走俏,而且其书法作品也水涨船高,受人追捧,卖出了不菲的价钱。
那么,一个书家的社会影响力是如何产生的呢?
首先从古代书家来看,其社会影响力的产生大体需要如下几个前提:一是具备精湛的书艺和深厚的理论修养;二是需要文人士大夫的极力推举;三是具备特殊的身份地位;四是在政治和文学等领域有较高的建树和威望。从李斯、钟繇、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张芝、张旭、怀素、颜真卿、柳公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赵孟頫等人来看,基本上都具备这样的条件,即便有的不完全具备,但也会具备其中的两三个条件。像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极力推崇。而怀素虽是一个和尚,但因为书艺精湛,得到了当时京城长安诸多王公大臣的一致赞许,因而名声大噪。再加上李白这样的大诗人赋诗歌颂,更是名扬天下,影响甚大。
而当下的书法家却很少能够具备这样的前提条件了。由于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书法逐渐成为一门“专业”,而书法人的综合素养普遍低下,善书者不善文学,缺乏学问,而文学家、学者往往不擅长书法,“书”“文”之间出现严重脱节。再加上急功近利思想所导致的浮躁心态和从众心理,当下之书家很少能够具备独立的艺术思想和学术品格。
当下之书家,其社会影响力的产生靠的是什么呢?大体不外乎临池、创作、参展、获奖、出书、上报,频频在各种笔会和电视等新闻媒体上登台亮相,增加“曝光”次数,然后获得一定知名度。名气大些的“专业”书家往往还有教授、副教授和国家某级美术师这样的职称。除此之外,还要加入省级书协、国家级书协,担任会员、理事、副主席、主席之类的职务。其中有的是经过正常途径出任这些职务,有的则是利用非正常手段而获得。
由于当下的官员大多不擅长书法,但出于对名利的追逐,纷纷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权柄,争先恐后挤向各级书协,担任理事、副主席甚至是主席这样的重要职务。从艺术水平而论,这些官员也仅仅只有一般票友的水平,但他们一旦当上了副主席或者主席,就俨然以书法家甚至书法名家自居了。其实这是当下书法界的一大恶俗,目前已经饱受社会之诟病。比如某省书协一下子“选出”30多个副主席,主席团人数多达60多位,在书坛乃至整个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在书协刚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凡是能在书协担任主席、副主席、理事者,基本上都是懂书法的内行,到了后来,特别是近10年以来,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担任这些书协要职者未必就是擅长书法者,很多人只是看重这个名位而已,因为这些职位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名利,尤其是给自己卖字赚钱带来极大的便利。由于这些官员书家水准低下,作品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艺术价值。因此,他们的作品在社会上大行其道,不过是一种变相的索贿受贿罢了。原本很神圣崇高的书协职位,如今演变为不擅书法的官员捞取名利实惠的工具,这不仅是书协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
如今,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影响之下,书法人已经淡化了作为“文人”的崇高的文化精神理想,而是把赚钱多少作为自己是否成功的重要依据。艺术水平高而生活水平低下甚至穷迫者,往往会让人们瞧不起。于是,书法家们纷纷直奔金钱而去,置艺术历练、社会担当和历史使命感于不顾,这就导致当下书家人格精神和家国思想的普遍缺位。
而我认为,当下书家社会影响力的大小,已经越来越与艺术水准的高低关系不大了。而头衔多大、身份多高和赚钱几何反而成为了一种普遍追求。很多人没有了淡泊心态,失去了职业操守,形成了一个靠“忽悠”追求享乐的特殊人群。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而艺术水平和道德思想水平越来越低,这样的局面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则中国书法的真正复兴和繁荣还将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