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月6日，收藏家朱绍良在微博发表声明表示，若刘益谦忍受不了各方的纷争，放弃《功甫帖》的收藏，他本人愿意购藏。1月20日，朱绍良发表了他的研究报告——《苏轼<功甫帖>考辨》，该报告从纸张、“双钩阔填”、翁方纲跋文与文集、苏轼书艺书风、项子京、安岐藏印等方面进行重点论述，坚称《功甫帖》是真迹。 朱绍良表示，他上手看过苏轼《功甫帖》墨迹实物，为防止“走眼”，还用高倍放大镜反复观察，再将墨迹背对阳光审视。他得出的结论是苏轼《功甫帖》墨迹本纸张为北宋用纸，属于苏轼习惯性用纸，纸地帘纹明显为北宋竹帘抄纸。苏轼《功甫帖》属于“国纸”楮皮纸，纸张的原料是徽州地区满山遍野的楮树。这种北宋楮皮纸，不具备勾描使用的透明性，因此“双钩阔填”一说是不成立的。对于质疑翁方纲题跋与文集，朱绍良认为这是阅读古典多寡的问题，而非真伪讨论范畴。

针对上博专家认为苏轼《功甫帖》墨迹本：用笔居然以偏锋为主，线条无不单薄枯梗，缺乏立体感。朱绍良在文中明确表示三位专家误解了，这幅《功甫帖》，正是苏轼标准的“玉环体”书风。针对钟银兰、凌利中二先生在研究报告中称，墨迹本并非安岐收藏，项子京的收藏印不可能不盖在本幅上之说，朱绍良列举了实例，张伯英收藏的王羲之《此事帖》、普林斯顿大学王羲之《行穰帖》、有邻馆黄庭坚《李白忆旧游诗》卷、台北故宫郭忠恕《雪霁江行图》经过项子京收藏，已有普世定论为真迹，四幅作品本幅上均没有项氏收藏印。不久前于故宫合璧的《出师颂》，这一名迹项子京曾收藏过，上面亦不见项氏藏印。据以上名迹显示了一个事实，即项元汴收藏钤印不一定盖在一件藏品的本幅之上，二位资深研究员的研究结果若非有疏忽，则有失于过眼之宽博。至于苏轼《功甫帖》上面的钤印色，朱绍良认为印色赫然古，不属于同一时代钤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