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的中国书法研究以美国最为蓬勃，然而近十余年来，欧美的中国书法研究不如以前活跃了。方闻先生退休之后，接替他的教授虽然对书法也有兴趣，但毕竟不是专家。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艺术史专业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培养以中国书法为论文选题的博士了。而在欧洲，随着雷德侯教授的退休，海德堡大学大概也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是欧洲中国书法研究的重镇了。

白谦慎

由于西方并没有可以和中国书法相对应的艺术，中国书法的收藏和研究在欧美晚于绘画和器物的收藏和研究。不过，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深入，很多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书法及其历史，也有数量不是很多但却颇为可观的研究成果。欧洲的中国书法研究，以德国为重镇。海德堡大学的雷德侯教授对中国书法一直很重视。他的博士论文为《清代的篆书》，其另一本重要的着作为《米芾与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他还有一些论述中国书法的单篇论文，其中有两篇被译成中文。柏林东方博物馆的馆长Adele Schlombs的博士论文是《怀素及中国书法中的狂草的诞生》(德国的博士论文一般都出版)。台湾的戴丽卿小姐在德国以“于右任先生的书法”为题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在法国，华裔学者熊秉明先生有关于草圣张旭的法文专着，他的中文着作《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对传统书论进行分类，作了体系建构的工作，加上文字优美，和1980年代美学热、文化热的中国书学界十分合拍，发表后，在大陆书学界受到热烈欢迎。瑞典学者比莱德(Jean Francois Billeter)的英文着作《中国的书写艺术》，在介绍中国书法艺术时，把西方艺术作为参照，写得甚是生动，是一本很适宜于西方读者的书籍。自1990年代以来，又有几位欧洲学者以中国书法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如德国的劳悟达(Uta Lauer)，是雷德侯先生的弟子，她曾专门研究过和赵孟頫\夫妇关系密切的高僧中峰明本的书法。目前，在欧洲最优秀的书法史研究者是意大利拿波里大学的毕罗教授(Pietro De Laurentis)，他对中国古代书论有着多年的深入细致研究，他最近刚刚出版了关于唐代书论家孙过庭《书谱》的专着。近年来，雷德侯教授一直在主持一个北朝刻经的项目，在山东各地广泛地调查佛教摩崖刻经的状况，已经发表的单篇论文，让人十分期待其研究成果的早日问世。

欧美的中国书法研究以美国最为蓬勃，自1970年代以来有过多次中国书法展览，近年来研究中国书法的学者的人数也有所增长。展出目录一直是欧美艺术史界的一种重要着述方式，它的好处是能比较快地反映新的学术成果(美大学出版社审核和出版学术着作的周期较长)和发表未曾发表过的艺术作品，同时因在展出期间出版，容易引起大众的关注。1971年，曾佑和女士在美国费城举办了欧美第一个大型的中国书法展，同时出版展览目录《中国书法》，比较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中国书法。1977年，当时执教耶鲁大学艺术史系的傅申先生主持了一个比曾女士的展览更具研究深度的展览，其展览目录《海外书迹研究》至今在欧美仍被书法研究者、收藏者作为重要的参考读物。在展览的同时，傅申先生还策划了在西方的第一个中国书法学术研讨会，提高了艺术史学界对书法研究的重视。1999年3月在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举办的艾略特收藏中国书法展，也出版了由韩文彬(Robert E. Harrist, Jr。)、方闻等多位学者编写的450页的大部头研究图录，收有论文《中国书法的理论和实践》、《王羲之与中国书法文化》、《书法与宗教》、《明代苏州地区的书法》、《晚明书法中的奇》、《中国尺牍的私人性与公众性》、《中国书法与建筑》等。艾略特收藏中国书法展开幕时，还举办了中国书法史讨论会，出版了讨论会论文集。美国近十余年来，在美国专门致力于收藏书法的藏家并不多，其中最活跃者是雅虎的创始人、前总裁杨致远先生(Jerry Yang)。在杨致远先生的收藏中，较早的有元代的作品，但最为突出的还是明清时期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吴门书家和晚明清初诸大家的精品。2012年秋，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为杨致远的收藏举办了“法迹：观远山庄珍藏法书展”，并出版了351页的研究图录，可以说是近十余年来西方最大规模的书法展和研究图录。图录由该馆资深馆员Michael Night博士和张子宁博士编辑，共有九篇论文，Michael Night的导论，王连起的《赵孟頫\小楷真迹妙法莲华经考》、肖燕翼的《观远山庄藏明人法书读记》、王耀庭的《陈洪诗翰册研究》、何传馨的《清代中后期金石派书法》、黄惇的《十八世纪扬州的书法风气》、薛龙春的《从“点画”到“线条”：论晚明书法的小大之变》等七位大陆、台湾的学者的论文，他们的论文全部中英对照，是此书的一个特色。两位美国学者则是诗词翻译家Jonathan Chaves和着名董其昌专家李慧闻(Celia Carrington Riely)，前者的文章分析论书诗的传统，后者研究观远山庄藏的两件董其昌书法。此外，一些展览的研究图录也包含了研究书法的内容，如何惠鉴和Judith G. Smith 合编的《董其昌的世纪》(1992)，里面不但有许多董其昌的书法作品，还有研究董其昌书法和所用印章的论文。再如，张子宁、白谦慎等编写的《天倪：王方宇、沈慧藏八大山人书画》展览图录中，也有许多八大山人的书法精品以及笔者撰写的研究八大山人书法印章的论文。专题研究性质的展览过去在中国大陆不多，近年来逐渐有所增加，也出版了一些专题研究图录(如几年前北京故宫[微博]博物院举办的兰亭特展的研究图录)，但依然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今后或可以借鉴欧美、中国港台和日本的经验，多筹办专题书法展览，并出版研究图录，向外界披露博物馆的藏品和研究成果，这样可以推动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

博士论文是美国中国书法专题研究的主要着述方式。在目前已经完成的关于书法的博士论文中以普林斯顿大学为最多。普林斯顿大学能成为研究中国书法的重镇是和方闻先生分不开的。该校艺术史系的方闻教授是清末着名书法家李瑞清的侄子李健的入室弟子，对中国书法史一直有兴趣。自从1960年代方闻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授后，他就一直积极在美国推动中国书法的研究。由于该校的中国书法收藏(包括私人寄藏)在全世界的大学美术馆中首屈一指，所以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书法研究，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原作。从1970年代以来，在美国完成的博士论文有：傅申的《黄庭坚的书法及其赠张大同卷——一件流放中书写的杰作》(普林斯顿大学，1976)，Christian F. Murck，《祝允明和苏州地区对文化的承诺》(普林斯顿大学，1978)，Steve J.Goldberg的《初唐的宫廷书法》(密歇根大学，1981)，王妙莲的《鲜于枢的书法及其1299所书〈御史箴〉卷》(普林斯顿大学，1983)，Amy McNair的《中国书法风格中的政治性：颜真卿和宋代文人》(芝加哥大学，1989)，朱惠良的《钟繇传统：宋代书法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普林斯顿大学，1990)，Adriana G. Proser的《道德的象征：汉代中国的书法和官吏》(哥伦比亚大学，1995)，白谦慎的《傅山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变迁》(耶鲁大学，1996)，王柏华的《苏轼的书法艺术及其〈寒食帖〉》(哥伦比亚大学，1997)，Alan Gordon Atkinson的《按九曲度新声——王铎的艺术与生平》(堪萨斯大学，1997)，张以国，《王铎草书线条的意义》(哥伦比亚大学，2001)，卢慧纹的《一种新的皇朝书风——北魏洛阳地区石刻书法研究》(普林斯顿大学，2003)，薛磊的《朦胧的鹤：记忆、隐喻与中国六世纪的一个石刻》(哥伦比亚大学，2009)，何炎泉的《北宋书法的物质文化》(波士顿大学，2013)。还有一些博士论文虽非专门讨论书法，但它们的研究对象却是中国书法史上举足轻重的或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因此对研究书法史也很有价值，如金红男的《周亮工及其〈读画录〉——17世纪中国的赞助人、批评家与画家》(耶鲁大学，1985)和李慧闻的(Celia Carrington Riely)，《董其昌生平(1555-1636)：政治和艺术的交互影响》(哈佛大学，1995)等。美国的许多博士论文并不由出版社出版(这点和德国不同)，要利用这部分研究成果，可以向密歇根博士论文复制中心邮购，所以对学术界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

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在美国有四本关于中国书法的专着出版，即石慢(Peter C. Sturman)的《米芾：北宋的书法风格与艺术》(耶鲁大学出版社，1997)，Amy McNair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成的《心正笔正：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一书(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8)，我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3)，韩文彬(Robert Harrist, Jr。)的《摩崖：中国中古时期石刻书法研究》(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8)。在欧洲，近年来的书法专着就是上面提到的劳悟达女士的中峰明本研究和毕罗的《书谱》研究。

在通论式的着作中，早期有杨毓珣先生法文版的《汉代以来的中国书法》(1937年)，蒋彝先生的《中国书法》(最先于1938年在英国出版，修订本197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此书的特点是通俗生动、文笔流畅，至今依然被许多学校作为中国书法课的基本教材。生前长期居住在纽约的张隆延先生，是黄侃和胡小石先生的弟子，对书学有精深的造诣，他曾和洋弟子Peter Miller合作出版了《中国书法四千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0)。居住在夏威夷的曾佑和女士在1993年出版了《中国书法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也曾出版过一些不是艺术史学者写的、但却和中国书法有关的学术着作。譬如说，着名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曾在1950年代末和方闻教授一起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办了美国第一个博士生项目，他曾和朱鸿林合作，出版了《书法与古籍》的展览图录，讨论书法和版刻的关系。政治学学者Richard Kraus长期研究中国政治文化，曾经写过《钢琴和政治》一书，讨论1949年以后，围绕着西方音乐问题上的一些争论。他的另一本着作《笔力千钧：当代政治和中国书法》一书则探讨书法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角色。这些着作对书法史的研究也很有借鉴意义。从我在上面列举的博士论文和书籍，不难看出，西方既有的学术机制鼓励专题性的研究。有学术特点和风格的单篇论文和专书在高校专任教员的评审制度中占重要的因素。相比之下，综合他人研究成果的教科书或面面俱到、四平八稳、无独特建树的通论则得分很少。这种体制无疑鼓励学者们从事具有原创性的专题研究。因此，西方从事中国书法史研究的人员虽不多，但概论式的着作所占比例并不是很大。

需要指出的是，近十余年来，欧美的中国书法研究不如以前活跃了。方闻先生在十二年前退休了，接替他的教授虽然对书法有一定的兴趣，但毕竟不是专家。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艺术史专业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培养以中国书法为论文选题的博士了。而在欧洲，随着雷德侯教授的退休，海德堡大学大概也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是欧洲中国书法研究的重镇了。这对于喜爱和关心书法的人们来说，确实令人深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