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刚刚在宋庄举办的《禅意龙象》画展获得巨大成功，记者有幸独家专访了几位参展艺术家。

记者：请问本次画展是如何策划形成的？

杨毅达：我想首先应该是蔺道军先生和我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热爱和使命感是我们做这期展览的动力。另外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人的信仰已经是越来越重要了。我认为艺术灵感来源于内心，信仰则是内心的定力，心能够受周边环境所影响，信仰则是豪不动摇。他们四人(梁海峰、徐德宽、张永昌、张辉)最大的特点就是心灵不再浮躁，对待一切都很平和，不再充满焦虑感。艺术本是充满着精神性，当这种作品的精神性充满着焦虑感时，那么这种焦虑感就会向社会传播。作为一个策展人，我们不但肩负着推广艺术的责任，同时也需要有一种使命感，这次展览的形成就包含了这层意义！

记者：禅意龙象有什么具体的含义

梁海峰：“禅艺龙象”是四龙多加转世活佛弟子定期雅集的名字，因此次画展的4个人都是活佛的皈依弟子，所以就源用这个名字。“禅艺”二字，顾名思义，就是禅修的艺术，藏传佛教是以密宗的持咒为主，但是修密宗的人初期也是要修显宗的一些功课，所以，我们就用绘画的办法用来禅修，就是在觉悟磨练我们的心性。而“龙象”则指的是佛教护法或者高僧的含义，用在这里，实际上也是我们的发心，想早日觉悟摆脱轮回，护持正信正念的行为。

记者：有人说艺术品的冬季来了，您怎么看？

杨毅达：恰恰相反，我认为中国第三个经济文化的高潮期马上就要来临。而且我还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对此，我从历史环境、国际环境、国内环境三个方面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

首先是历史环境：我有两个理论可以证明并能够站稳脚跟。一：中国有一个“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问题。就是中国历代以来都是建国前期都有一个经济发展的高峰期，汉、唐、宋、都是这样。而中国现在建国才六十余年，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绩已经是有目共睹；二：中国经历了两个文化的发展高峰，1：汉朝时期的“文景之治”；2：唐朝的“开元盛世”；3：就是当今的“中华盛世”。纵观历史，但凡文化的复兴其前提就是必须有新思潮的注入。汉朝时期的“文景之治”经历了前期近五百年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一个诸子争鸣的时代，各种思想在经过不断的碰撞融汇之后，在汉朝大一统的思想之下而促使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经济文化大繁荣时期。进入两晋南北朝以后，频繁的战争导致了佛家思想的融入，期间经历了近三百年而进入唐朝的“开元盛世”，此两者都是在文化的融入之后而诞生的。进入近代史，从哥伦布航海而发现新大陆开始，世界就已经开始注定要走向一个全球化时代，1840年的鸦片战争，一个古老的东方文明被撞开。自此，东方的专制文明和西方的民主文化进入全面冲撞融汇的阶段，并一直延伸到现在。

其次是国际环境：从事情的表面上来看，自08年的金融危***以后，艺术品市场确实有回缩的迹象，如果就凭这点而断定艺术品的冬季来了。只能说明，其一：这类人是短线投资者；其二：对国内的环境缺少分析，不自信；从我多年来分析的角度来说，08年的金融危***是一件好事。因为当资本开始首次进入艺术品市场的时候，大家对于当代艺术不但没有一个初级的认识阶段，而且都有一种曲解。凡是打破传统的就是创新；凡是与众不同的就是自己的风格；这其实是一种艺术浮夸风，对于艺术的发展是相当的不利。

最后是国内环境：从国内政治、经济环境来看，有利于艺术品市场的大力发展。在胡锦涛时期就曾两次提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十八大以后，这一基本路线也不会有太多的改变。从几个经济大板块来看：能源、股市、房产、农村、文化等等。只有文化这一块才具备一个新的突破口，所以我对于艺术品的前景是十分的看好！相反我认为艺术品市场通过08年的金融危机，艺术家、收藏家都在进行一个反思阶段，艺术的春天正在悄悄来临。

记者：艺术和宗教有天然相通的地方吗？是什么？为什么？

梁海峰：这个问题问的非常难，我不但对艺术是一知半解，更是对宗教没有入门，因为，这两者都是形而上的东西。若是详细剖析，恐怕一本书也写不完，那我就简单说下我粗陋如瓦砾的理解。艺术呢，古代指六艺以及术数方技等各种技能，而现代则认为是通过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而比现实更有典型性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艺术是建立在现实生活之上的，它可以表现现实的生活，亦可以表现理想和虚拟的世界。而宗教则不然，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主要特点为，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该神秘统摄万物而拥有绝对权威、主宰自然进化、决定人世命运，从而使人对该一神秘产生敬畏及崇拜，并从而引申出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这两者有想通的地方，就是自性的发现，艺术强调个性的发展和张扬，肯定自性优越的一面，回避甚至掩盖自性中缺陷的部分。而宗教则是对自性的肯定，通过不断的修炼和对社会的认识、对生命乃至人生轮回的觉悟，不断地发现和修正自性的缺憾，最后达到一种空的境界，乃至完美成佛。这只是我个人简单地理解，惭愧啊。

记者：你怎样理解“当代水墨”的定义？

杨毅达：首先我认为要站在一个新的思维高度来理解“当代水墨”，新思维并不是以脱离传统文化为根据，相反，他是对传统文化一种新的阐释。从而达到对传统美的颠覆，作为传统艺术，他首先是建立在一种公共语言的基础之上，比如我们说到吴道子，马上就会让人联想到“吴带当风”，这就是公共语言，是传统文化的积淀。而当代艺术则是打破这种公共语言的能力。作为当代水墨，艺术界让人最为熟知的一句话就如黄宾虹所说的：“五十年后看宾虹”。从今天的角度来说，黄宾虹已经是传统了。所以说“当代水墨”并不是活在当代的人所画的水墨，那一定是一个笑话。而我认为是以当代人的审美观念，结合传统文化而表达的一种新的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趣味颠覆了传统的公共审美取向而建立了一种新的语言体系，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接受社会的认知之后再次成为传统。艺术史就是这样一波接一波的向前推进。

记者：总结您的艺术观点，你最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

杨毅达：其实我最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坚信中国的第三次经济、文化的高峰期很快就要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实现。对于当代艺术的理解不是“凡是打破传统的就是创新；凡是与众不同的就是自己的风格”。而是“结合传统文化而表达的一种新的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趣味颠覆了传统的公共审美取向而建立了一种新的语言体系”。

记者：您认为中国传统艺术与国际艺术将会在哪里结合？为什么？

杨毅达：这个问题您提得很是尖锐，也很有意义。我认为中国传统艺术与国际艺术将会在表达个人情感的写意上和关注人类、关注生命、关注宇宙等结合。对此，我将从历史上东西方的人文环境和艺术史变迁的环境两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一：东西方的人文环境。中国文化最早、最传统的应当是道家文化。而道家基本上可以划分成四类：一：黄老之术、二：老庄之道、三：神仙术、四：方士；这四类总的一个原则就是对个人的一个修炼。通过对个人的修炼而达到长生不老、达到成仙的目的。从而使其充满了精神性。而西方呢？以古希腊为代表。受地域环境和城邦制的影响，古希腊的神性充满着人性，而人也在追求个体的自由性；故而东西方在对于人的个体追求与自由一直都是相通的，只是不同的是西方更注重于理性而东方的更注重于感性。也就因为这个而导致了东西方不同的审美趣味和不同的方向。

二：艺术史变迁的环境：人类的意识是宗教思想演变与延续。纵观整个艺术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东方儒、道、释三家的独立性与互通性，从而为艺术提高了一个广阔的空间，艺术需要奇思妙想，三教的互通性给艺术提供了一个放射性的思维空间。从而是中国文化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用绵绵不绝来形容中国文化的强大是一点也不过分。在中国历史书也有过排佛、排道、排儒的时候，但总有一方会给人提供强劲的生命力。故而东方的艺术从一开始就一直在追求精神的写意性！徐悲鸿等从国外引进西方的写实主义之后，因国内的政治环境需要而导致中国美术走向写实主义。去年由吕澎、 白桦策划的“溪山清远——中国新绘画”巡回展和彭锋策划的威尼斯双年展，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复苏正在开始。

而西方一教独尊，在思想上，他们其实是禁锢的。他们的神也是世俗性的，故而他们的作品便趋向于写实性。十世纪十一世纪是基督教的鼎盛时期，文艺复兴开始注重人文主义思想，从十八世纪开始宗教被迫不断实行改革。艺术也因为失去了宗教的精神依托而不断的改革、创新，变化便不断的加强，直至《呐喊》的出现，这是人类受压抑的声音，也是失去精神寄托之后的呼唤。他们的艺术审美标准也是从写实开始，经过宗教改革之后转而走向表现。所以我认为中国传统艺术与国际艺术将会在表达个人情感的写意上和关注人类、关注生命、关注宇宙等结合。

记者：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艺术家目前最缺乏的是什么？

杨毅达： 最缺的是信心。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文化现象是拿来主义。其初衷是好的，但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这种拿来主义让我们的思想产生了依赖性，导致我们对于传统文化出现了严重的断层，整个思想界处于一种彷徨状态。而中国文化有一种很强的优势，那就是融汇性，只要我们能够坚定自己的信心。我们经常说这个时代是一个没落的时代，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有这种意识就说明我们已经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其实他已经具备了酝酿大师的氛围和土壤。而信心则是十分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