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读古人言“君子之交淡如水”，实在不解其味。涉世既久，便领悟到这句话的妙处了。从道德上讲，君子之交不树党、不营私。从情感上讲，既不挂牵，也不遗忘。淡如水的含义就在这里。我与徐勇民先生的交往，就是一直处在淡如水的状态。我们俩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我则三十出头。其时，他知道我的政治抒情诗获得了全国首届中青年优秀新诗奖，我却全然不知道他获得第二届全国美展的金奖。如今，二十七年过去了，除了冷军先生获得第九届全国美展油画金奖外，湖北金奖获得者，仍只有勇民先生一人。但在我眼中，勇民先生平实朴素，尽管他现在的职务是湖北美术学院院长，但却看不出有一丝半点的官架子，尽管他二十七年前就是全国美展金奖获得者，但也看不到他有那种鹤立鸡群的大画家派头。熟人见了他，就觉得他是一个不给人添麻烦的朋友；陌生人见了他，会觉得他是一个不会误人子弟的中学老师。

但是，如果仅以勇民先生做人的风格来衡量他的绘画艺术，恐怕难窥其妙。尽管我们承认文如其人、画如其人的说法。但文章与绘画并不能简单地与人生等同。勇民先生的画作虽然也平实、朴素。但平实中透露出灵气，朴素中亦蕴含着妙趣。

前些时，勇民先生送给我一本《韾香逐风》的画集，收录了他今年在法国举办个展的作品。随后，他又把将于武汉举办的专门针对收藏界的一个小型沙龙式的展览作品请我浏览了一遍，我这才对他的画作比较全面地品读了一次，获得了一些直接的感受。

勇民先生绘画的内容，大致在四个系列：马球、佛像、禽鸟与花卉。马球系列热烈而奔放，佛像系列沉静而松弛，禽鸟系列散漫而萧旷，花卉系列浓烈而内敛。将这四个系列放在一起来比较，便可以看出勇民的追求了。一是运用写意的笔墨来表达描摹对象的形迹不拘。如马球系列，每一幅画都有着强烈的动感，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奔驰的马与马上的人都是在奔跑与驾驭中展现各自的姿态，画面上一般都是两个马球手，有时甚至只有一个，但你能从他们身上，感觉到千军万马澎湃而来的气势。勇民先生是以尺幅之内的酣畅来表达画面之外的空阔。二是构图中的动静相宜，此一特点在佛像画中表现得明显。如坐禅的头陀，按常理，这类题材的主角是头陀，他在画面中占据绝对重要的位置。但恰恰相反，在勇民的构图中，头陀往往只占据小小的一角，以“偏安一隅”称之，应为允当。这大概就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妙趣了。小头陀依着巨石，倚着浓浓的芭蕉春色，寂然不动的坐着。佛家的“戒、定、慧”，在这种构图中得到了较好的把握。三是用浓烈的色彩表现光芒的内敛。如飞天、飘带与缨络都色彩艳丽，动到极致也眩到极致。还有鲜红的没骨花，没有茎叶，没有衬托，甚至没有花蕊。画幅是圆的，花朵也是圆的，这么单调的构图，从技巧上讲是大忌。但勇民作了勇敢的尝试，他战胜单调的法宝便是浓艳的色调。看过这类画后，我说勇民的画揉含了水彩乃至油画的技法，他说：“这还是国画。”我笑了笑，明白他这是打破国画的旧域，而在现代的水墨中拓展中国画的魅力。四是从零乱中寻找自然的和谐，此一类的追求，在他的芦苇与天鹅的画作中可以得到印证。芦苇在古人的笔意中，大都萧瑟。唐朝诗人刘禹锡的“故垒萧萧芦荻秋”，可谓定下了国人审美的基调。但勇民却希望在摇曳的芦苇中，描绘出“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意蕴。大自然有“洁癖”，但从来都不会被老天爷收拾得整整齐齐。它的韵致，它的美感，都是从零乱中展现出来的。芦苇的零乱可以让人理会到秋风凄切，也可以体会春风和畅。究竟是秋风还是春风呢，唯一能证明的便是天鹅这种候鸟了。这类画中，看出勇民心中还是有着一些禅意的。

勇民沉稳，但画作奔放；他寡言，头陀却更是沉默；他应是慎独之人，但却欣赏浓丽。总之，从他的绘画中，既可以看出他的人生态度，也可以揣度他的艺术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