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藕汀

《药窗杂谈》是吴藕汀（1913-2005）写给同乡沈茹菘（1919-1989）的信，共五卷。因与沈茹菘志趣较合，故信中论艺毫不遮避，直抒胸怀，故对事不对人，凡涉书画、诗词、戏曲、金石等，皆有不同常人的见解，闻其言可以知其品。信中虽为片言只语，但对当今中国画坛无疑是一剂热昏中之“清凉散”。下文节选了吴藕汀先生的部分信件内容。

“你说‘画现代人物，除非素描根底较好的不行’，我看也不尽然。倘使用西洋方法来画国画，总无法画得好的。徐悲鸿的素描不能否定他不好，可以说好。但是一张《愚公移山》真不算是国画。虽然我没有见过他的真迹，不过也可以看得出来的。拿国画来讲，他与齐公白石比，远矣。我说画了西洋画决不能再画中国画，好比有诗根底的人不能填词，有话剧根底的人不能演电影一样，粗看好像一样，是一条路上，其实极端相反。”（1974年7月6日信，15页）　　

“宾虹先生当年说过‘历代书画必须要评过’的话，但是这位王伯敏先生从来没有提起过，虽然他写了很多关于宾虹先生的书。可见他是胆小鬼，有恐得罪人吧。”（1975年9月28日信，45页）

“我记得在浙馆（浙江图书馆）中的刘慎旃，为了吴昌硕的画，我与他争论过。他说齐白石是无产阶级画家，吴昌硕是资产阶级画家。我不承认画画有什么阶级不阶级，画上又没有贴上标语。后来西泠印社成立了‘吴昌硕纪念室’，他就无话可说了，可见一般人喜欢学时髦，这大概是人的本能吧。”（1978年3月8日信，80页）

“我并不否定‘美院派’，毕竟懂得些画理，比‘作场派’好得多哩。‘美院派’基本功夫不足，这是普遍的现象。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学齐白石、黄宾虹……如何学得好？如何学得像，也不过是有皮无骨而已。”（1977年11月16日信，70页）

“听说某先生是王一亭的门生，画画一向叫他描。我看描是学习阶段，绘是自出新意阶段。每一种艺术（包括泥木油漆工在内），总先要打底子，才能发挥他的所长。好比写字，先要写正楷；唱戏先要唱慢板等等。画画就是先要描，所谓依样画葫芦。当年米元章说黄山谷为描字，可能就是这个意思。知道了众家所长，然后自出新意，加以发挥，那就是绘了。……‘美院派’是绘而没有描的基础，不是我说过，他们一起手就是吴昌硕、齐白石，没那样的容易。”（1977年12月1日信，72页）　　

“说起了当代的画人，什么吴茀之、周昌谷等，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据说现在是大名鼎鼎了，可见我于绘画是外行了。其他如程十发，以前好像听见过，但没有见过他的作品。唐云像煞是吴杏芬女史的儿子，记得画的人物，早年好像钱派一路，俗不可耐，晚年未知如何。他们现在也算名家，这样看来，中国画可以适可而止了。”（1974年4月12日信，10页）“石波处有几张杭州艺专所谓教师的画，画来并不是说不好，实在太江湖气了。我的一张梅花和他们悬挂一起，觉得我是陈大濩，他们是李贵春。功力、学理、经验，我万不及他们，在气韵方面，他们是差得太远太远了。所以袁寒云的蒋干，就是萧长华也要退避三舍的。”（1974年4月12日信，第10页）　

“我看学画最不好是有面目，一有面目就是‘作场’的性质，没什么所谓灵性。‘美院派’就是犯了这个毛病。因为美院中人，大都不是有了天才，才去学画，他们学画是有目的的，就是‘为绘画而绘画’，作为一种职业，这是一种不自然的现象。”（1978年1月26日信，77页）

“我为什么痛恨徐某人，因为他在西洋画中已有很大的名声和地位，为什么偏偏要来毒害中国画呢？既然要‘拨乱反正’，首先要彻底消除这一类。‘假中国画’比‘假洋鬼子’更讨厌。我不反对中国画渗入西洋颜色，以至任何色彩。何况中国画早已吸收了各种各样的绘画方法而熔于一炉的了。一个从事艺术的人贵在闯，不过不能闯得比前人差。倘然不及前人，宁愿不闯，不是只要与前人不同就算闯了。”（1978年5月24日信，85页）

“徐悲鸿的画，只要不说他是中国画，我也是很佩服他。可能自己也不算中国画，被别人瞎捧捧出来的。他的《山鬼》是很好的。我们学习中国画的人，总要爱护中国画，不受外来硬搬（消化是好的）的侵袭，这种硬搬死套，应该加以抵制，而且要口诛笔伐之，不论是谁的话，尤其是一般所谓‘权威人士’，对他更不能姑且，有什么了不起。”（1978年8月27日信，91页）　　

“浙江印的二张潘天寿花卉‘雁荡山花’毫无足取，描描罢了。还是这张‘兰竹’，他用兼毫来画，所以未免‘尖’。这一张只有一朵兰花很好，竹叶、兰叶都用尖笔，我不喜也。这两张画也是‘临抚派’而已，并无新意。”（1978年8月23日信，90页）　　

“我兄说的‘幸福’，是我在‘文革’中没有拿过一次‘语录’，没有开过一次会，没有喊过一次‘万岁’，的确算是‘幸福’的了。”（1981年5月24日信，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