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不可以随便讲自己是读书人。我和书发生关系，是因为这些年写了几篇文章，凑成书，人家就说：你是写书的，抵赖不掉。有人忽然把我说成是优秀的散文家，这真是要命——我不过当了写作的客串，但要我对人家说“我是读书人”，这句话说不出口。

我碰到王安忆，发现她和我同届，我们立刻有个默契：我们都没读过书。但是，我画起画来，她写起小说来，莫名其妙都混到一点名气，很奇怪的一件事。道理很简单，就是，“文革”结束，非常荒凉。断代，没有人，我们就混出来了。

大家知道上海、北京从前都有旧书店，作家阿城非常熟悉北京的琉璃厂，他说他的读书经验就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下课跑到琉璃厂看杂书，就站在那儿看。上海有一条福州路，民国时期遗留的旧书店一家连一家，很多宋版书、明版书、清版书。我小时候经过这些旧书店，还能看到，虽然解放后公私合营，但世世代代旧书店的味道都还在。“文革”开始，一夜间捣毁、关闭，没有了，现在琉璃厂还在，福州路还在，但再也恢复不了几十年、上百年开下来的那种旧书店格局。

我前年到东京，问人家哪里是旧书店街?说是在神保町。我坐着地铁去，一出来看到那条街，立刻想起小时候的上海福州路。神保町家家书店都很旧，小得要命，老板坐在书堆中，整个空间大概就像这张桌子那么大，在那儿吃便当，弄个小电风扇，一个小灯泡挂着。他不是穷，不是破烂，他是摆谱，他真的有谱可以摆：我这是多少世代的旧书店!

这就是咱们一天到晚说的人文积淀。我们这儿呢?全毁了，好好的传统，没了。

我说自己不是读书人，也有点说反话的意思——前面一句是老实话，后面一句是反话——读书是很安静的事情，房间里有人，一点声音没有，肯定在读书，现在变成看电脑。看电视有声音，吵得要命——论教养，你如果真是读书人，你不会讲出来，不会告诉别人。

你读书也好，弄艺术也好，不要弄成一个身份——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会画画，你会做两行诗，或者你会弹钢琴，不要和人家说。这是我到国外才学会的。国外很牛的人站在你面前，害羞得要命，明明弄了四五十年这个专业，他拼命躲，不讲，我才知道：原来教养是这个样子。但我们这边不是。我出国前，从没当面听到哪个人说：我是读书人，我是知识分子。很少有人说这句话。

1992年回国后慢慢交些新朋友，我发现真有人会说：我是做学问的，我是读书人，我们读书人怎样怎样，我是艺术家，我是雕刻家，我是诗人，我是作曲家……我听了，好害臊：这怎么好意思说出来呢?而且名片上还印着“某某画院二级画师”，然后打电话来：丹青啊，我通过一级画师了，咱们吃饭、喝酒。这等于名片上告诉你说：我是处长，我是局长，我是厅长。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怎么会变成一种风气：一个人的身份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