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远方，听人说话，一句话里，能听得懂的没有多少，如果能抓住关键词，或许大体明了，倘抓不住则不知云何。地域如此之大，分南北，分东西，形成各自言说腔调，操纵自如，以为自己言说是天下最生动的方言。方言是无法统一的，譬如八闽多山，隔一道山梁，语调高下变化就很明显了，各自言说，小国寡民，千百年下来，鸡犬之声可通，人之方言却百种千种了。方言的丰富性就在于此——不为其他语言所收编，甚至讲到最生动之处，他会说：“让我用方言表达会更生动。”

每个人都处在不同的方言区域，就好像每个人都处在不同的书写区域，或习草或习隶，循个人之意而为之。固守于此，或学民间，或学名家，不随时流学时尚，那么就可能持有自己的“方言”，显示个人的特点。清人马荣祖称：“冥心孤诣，不顾众哗。邈矣琴德，肯杂琵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走向、方式，孤诣是十分重要的，我手写我心，贵求其本。清人沈德潜曾批评一种创作现象：“大老倡之，众人靡然和之，相习成风。”有人认为和赵孟頫同个时代是一种悲剧，因为赵孟頫是元代“大老”，影响不可抵挡，就如刘禹锡所言：“风行草偃，其势必然”，使一朝之内笔下多是赵氏风采。人无法选择生存的时代、环境，可能生逢其时，也可能生不逢时，也就艺术命运有所不同。元书家翕然从之，自觉追随的，不自主依傍的，一时风气。千百年后，我们读元人书法，有时疑为赵氏所书，读落款方知非赵氏，而是元时某一书家，已被赵氏同化得如此彻底。赵氏书风的潜移默化，使许多人难以抵御，不知不觉笔下渐渐趋同。这很像南方夏日里的台风，风至时摧枯拉朽，掀屋拔木，能立得住的方才称为脚跟。清人金圣叹说得好：“不遇盘根错节，不足以见利器。夫不遇难题，亦不足以见奇笔也。”书艺追求的过程是一个精神过程，一个人的审美脚跟如何，可从他的笔墨中读出，只有岿然屹立者，才可见个人本色。此时我们就会谈到元时的杨维桢，在举世皆甜熟之际，杨氏笔下罄露着坚硬峭拔之姿、倔强荒率之性，与时风相对立。如果说赵书是一枚甜软的浆果，那么杨书则是一枚带着锋芒的栗子，他们二人的书风就像平行的两道车辙，是永远都叠合不到一块的。如果一个人学了赵孟頫，再学杨维桢，并想着二者结合，恐怕是一件很艰辛和无望的工作。杨维桢与赵孟頫同处一个时代，赵氏无限风光，尊为书坛盟主，万众趋之。杨氏则如寒梅一枝，南窗兀立，更见出风骨气力了。一个人走自己的路，持守自己的方向，众人趋之而独不趋，就是一种独立的脾性。在一个书法潮流汹涌的时段，一个人的独立，也许成了孤家寡人，但是守住了一个方向——执着行走也是一种乐趣。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径，如同自己的口语，由于生存的环境、风俗、民情差异，一出口就是如此。这代人持守了，下一代人没有了乡愁，没有了故乡感，渐渐少了乡音，彼此相互趋近，也就普通化了、普通话了。书写也大致如此，越发相同多相异少，流于普通的书写。这也使人生出焦灼，于是寻仄径走偏门，生出许许多多诡异，就好像说出来的话谁都听不懂了。个性和审美规则，二者都是需要具备的，可是在具体的发挥中，往往审美要求被忽略了。这条路走远了，笔下的痕迹的确越来越与众不同，也越来越让人看不到美感了。就好像一个人不讲究语法、语序、语种，多而混合，生吞活剥，颠倒淋漓，结果一出口不文不白，不中不西，不今不古，反而什么都表达不清，可谓徒费年月。

倘若有个人的审美定力，就如一地开辟自己的创作路径，合创作规律地逐步展开，如此修成正果当然是佳好。倘若不能如此，就如赵孟頫身边的人，以赵氏书风为范，学其一，学精学细，一出手就清新圆润，也是不枉人生。玉瓉与瓦缶是可以并存的，各有各的特色，犹如官语、方言，都有存在的必要，最怕的就如明人王文禄说的：“千变万化，坐、作、进、退、击、刺，一时俱起”，那就是乱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