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画是不分新旧的，它是一种艺术精神”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对于中国画——尤其是花鸟画的继承与变革之争从未停止。20世纪的著名画家们，应激烈变革的时代需求，希望能改变晚清以来“过熟”的艺术面貌，他们或是上追宋元，从文人画初现时的气韵中寻找正脉清音，或是域外别寻，从西方美术中寻找新的思路与表达。

在徐悲鸿美术教育体系得到确立之后，“中西融合”的美术理念成为大多数人前行的方向，“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寻找自己独特的语言与面貌”成为我们评价一名艺术家成就高低的标准。然而，霍春阳却认为，刻意求新求变，要求中国画紧随时代，是一种误区。

与“当代艺术”提出问题、致力于寻找观看世界的不同方式与可能不同，中国画的本质不是形于外，而是一种自足圆融、修身修心的途径。因此，霍春阳认为，不能用西方美术批评的标准来套用中国画，“中国画为什么要反映时代？时代变得浮躁了，难道我们的画也应该跟着去表现这种浮躁？中国画是画家品格、性情、志向、情操的表现，而人格是没有‘现代化’的。我们应该把握住的是至高不变的精神，是超越时空的终极价值。”

“中国画没有创新问题，只有如何更好地继承传统的问题。”霍春阳说，“继承传统是精神领域的事。一个人、一个民族都以其文化精神为根本。一个国家及民族的人文精神是其艺术精神的基础，它是超越时空的，涵盖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说传统本身是一个博大的世界，经久弥远，是精神世界永恒的自由王国，把传统只看成是过去，即会将传统视为死物、僵物。继承传统需要诚心诚意，不造作，朴实无华，因为它会给我们留有精神自由的最宽泛空间，能达到这样一个精神上的自由世界，是我们本应抱有的终极目的，不存在再‘走出去’的概念。很多人难以到达这一境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想或无从进入的结果。视传统为束缚，实则是画地为牢，自己束缚自己。传统是财富绝不是累赘。艺术是求得心灵的自在，无需争比，争比只能使人心性浮躁，创新的诱惑也会造成意识上的深度迷惘，心也不会沉静。中国的人文精神是以博大自尊为底蕴的中和境界，大中至和、至高无上，就此意义而论，国画艺术的发展不存在创新问题，只争取在继承的深度和广度上再诚恳一些罢了。”

在霍春阳看来，刻意求新，希望与众不同，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一种“有为”的思想；而绘画应该是“无为”的，就像孔子所说的，要顺天而为。老想出新，发展，开拓，这是时代的大病。同样，他也不认同“笔墨当随时代”的说法，而是认为笔墨可以因时代不同而改变和调整，但不能随波逐流，“要有所随，有所不随”。“包括文人画，我以为也是不分新旧的。文人画就是一种艺术精神，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体现，与时代无关。”霍春阳说。

他在《春阳九辩》一文中这样写：“我们往往为推陈出新而时常重温石涛此言。时代不同，笔墨随之变化，既有望文生义之嫌，又失于表面化的思维。笔墨是技巧，它的灵性随驭笔者性情的感动而生发，太阳不随时代更变而明灭，山川、草木等亦然。因此，有些事物表面在变而本质未变……笔墨因思想光辉的永存才有其画气写心的文化价值，有些人肤浅的根源就在于太热衷‘前无古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