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中，我发现批评家的言论，即使激进，也没有艺术家来得直接。这进一步证实了我长期以来的认知：艺术家内心没有艺术批评的位置。

艺术批评最为常见也最为激进的说法是：中国没有艺术批评。这话无法证伪，也无法证实，肯定和否定都有理由，都有证据，都有案例，言之凿凿，姑父且听之信之。极端说法来自中国所谓的思想界，说“中国当代艺术都是垃圾”。虽然没有针对艺术批评，但言下之意是，既然当代艺术是垃圾，作为积极同谋者的批评也难逃其责，和垃圾估计也八九不离十。

批评家吕澎说要为中国当代艺术寻找合法性。这等于说希望当代艺术体制化，或者，至少能得到体制的某种承认。不能说这希望不合理，中国当代艺术从一开始就不是坚定的颠覆者，相反，“为艺术而艺术”一直是其自我辩护的表面理由，用以证明其与现实状态的理性脱节，是为最终进入体制所准备的辩护词。所以说“为艺术而艺术”过时，只是不明白现实压力是如何让迁就转变为生存的权宜之计。

同为批评家的王林反驳说：当代艺术除了利益交换还剩下什么？王林尖锐的观点更能得到普遍的认同，赞成者远远超过反对者，这似乎能够说明中国当代艺术所代表的价值，早就受到了全社会的严重质疑。

我在前几年曾经说过，中国当代艺术家也算是借中国经济起飞而迅速致富的“土豪”阶层之一，他们根本就没有理由和历史过不去。相反，全球化当中独一无二的中国社会现象，已经成为当代艺术家搞笑的良好题材，无须费力寻找让人狐疑的“艺术原创性”。

事实上，虽然当代艺术家群体中真正获得大利的只是极少数，但可能就是这极少数当中的极少数人，其悠闲的生活方式早就和社会批判无缘。他们的本事在于，以批判性为装饰把一种前所未有的献媚弄得很当代。

关键是，艺术批评对这一独特的献媚一直失语(激烈的言辞和全称的否定性判断算不上严肃的批评)，所以，认为中国没有艺术批评，也就真的符合我们所面对的事实。

但是，如果我们有兴趣听一下艺术家群体当中一些极端聪明的人的坦率言论，不仅会认同“没有艺术批评”这样的批评，甚至觉得这批评同样没有意义，因为缺少实质内容。有一次，我听到某位艺术家坦率地评价大半个世纪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觉得一语中的。话是这样说的：大半个世纪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艺术家和政治玩，所以艺术成为政治的工具；第二阶段，艺术家和西方展览制度与策展人的趣味玩，想方设法冲出去参与国际艺术游戏就成为目标；今天，艺术家只跟资本玩，以拍卖行为代表的资本流向和拍卖动向，以财团为代表的资本运作，才是决定艺术高低与好坏的唯一标准。

话说到这个程度，任何基于当代美学或哲学或什么学的批评理论当然都会苍白无力。不仅艺术，就是学术本身(艺术批评大概也算是学术之一种)也同样显得苍白无力。相对有力量的分析可能来自社会学方面，比如像法国的布迪厄的象征交换理论，直指艺术体制的获利方式，洞穿名声与资本交换的本质。在这位严肃与尖锐的社会学家眼中，根本就没有艺术家，只有艺术资本家；也没有艺术界，只有艺术体制。可惜，布迪厄自己也清楚地知道，他是一个不受任何阶层欢迎的“乌鸦嘴”，因为他从来不说好话，而只揭示真相。这让我想起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他就是因为不依不饶的论辩方式与质疑态度，才引发了社会恐慌，最终走上了不归之路。

但是，即使像布迪厄这样无情的社会批判家，可能也不能完全面对与解释中国当代艺术的独特性。比如他说，资本主义必须创造纯粹审美的非功利性，象征交换才能进行。这说法通俗理解就是，艺术之所以能够创造虚高的价格，正是因为人们相信它是无价的。谁能说代表精神价值的艺术是有价的？可是，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又有谁真的相信艺术无价这个神话？纯粹审美的非功利性？那是痴人说梦，给小孩听听的呓语而已。

艺术只是资本炒作的一个方便的替代物，除此之外，它什么也不是。在这个领域，谈论价格已经成为公开的话题，一点也不回避其中的利益取向。

更有甚者，在这个领域的资深参与者，包括一些所谓的艺术家，如果有谁向他们宣讲纯粹审美的非功利性，基本上会被认为是另类，马上给驱逐出场。所有参与这场被称为艺术的游戏的人都知道，纯粹审美没有意义。其中一个标志是，艺术品质及其趣味倾向常常成为让专业界感到尴尬的内容。

今日中国当代艺术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处于资本时代，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不是经济学家，我只是知道，资本在中国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存在，甚至不是基本的存在，很多时候它只是权力典型的物化形式，一种摸得着、算计得出来、因而可以量化的支配性社会事实。我宁愿用“伪资本时代”来形容当今的艺术现实，并以此为出发点去认识中国当代艺术，讨论其中的价值观。我觉得，前述艺术家的言论，比起我辈喜欢长篇大论引经据典的“学术批评”来说，具有一针见血的力量。关键是，它说出了真相，这个真相就是，在当下语境中，艺术独立是一个神话，一句托词、一种装饰、一件玩具。

毫无疑问，从现实看，近三十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冲破了此前三十年的许多人为屏障，艺术批评也突破了此前三十年的种种陈词滥调。同样毫无疑问的是，随着艺术市场的繁荣，随着当代艺术的体制化，随着艺术品变成越来越值钱的东西，有识之士一直呼吁的价值至少越来越隐形，越来越成为稀罕之物，而日益淡出我们的日常生活。

伪资本时代同样也创造了很多伪艺术现象，很多伪艺术批评，以及更多的伪艺术爱好者和收藏者，他们追逐利益的决心和勇气，以及他们在这方面的无知，已经到了无须、也不必争论的程度。

我曾经在一次关于艺术收藏与市场的高峰论坛上，概括性地谈到了当下的情形，包括四个要点：其一，艺术没有真假，真是假，假也是真；其二，出名才是硬道理，因为只有出名了，与名声相关的交换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其三，价格上扬是一场击鼓传花的循环性游戏，一方面大家都知道鼓声会停下来，另一方面又侥幸地认为，鼓声不会在自己捧着艺术之花时停下来；其四，贼喊捉贼，当大家激动地把手高高举起以显示其艺术良心时，良心恰恰是在他们的内心，在他们把手举起的关键时刻，给不经意地扔到了遥远或者虚构的彼岸。

价值质疑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变得特别的不牢靠，讨论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种不得要领的奢望。因为，谁又能对抗资本的真实力量？声明艺术家只跟资本玩，这就意味着艺术永远地给驱逐出价值的神圣领地。结果是，艺术界没有资格谈论价值，除非他们坚决地背弃资本，不管是真实的资本还是伪资本。

我们还有这一份期望吗？

(作者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艺术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