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所有抨击“好”品味是天生的观点一致，布迪厄认为文化偏好是深深地扎根于一个由感知、判断和行动组成的系统中，而这个系统产生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它产生于家庭、教育系统和成年生活的各个社会环境共同形成的社会条件。这些深深植根的社会环境或者习性构成了一个看不见的指挥家，编排出我们的文化实践，促成了在共同环境下就集体来说的个体差异。习性不是固定的习惯。它们随着个体在社会空间移动时获得的资本的数量和种类之改变而改变。

主要基于对马克思理论的修改，布迪厄提出阶级位置取决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拥有量的理论。社会联系、对官方认可的知识和话语的掌握、对被神化的文化形式的消费以及对财产的拥有权共同作用，进一步加强了社会权力上的不平等分布。坚持认为真正的文化欣赏需要大量的接触和专业的反馈再一次加强弱势群体的附属地位。在弱势群体已经被系统地剥夺了持续培训和大量闲暇的前提下，它通过授予掌权阶级轻易接触到“伟大的”思想家和“高雅的”文化的机会，不断巩固他们的权威性。相反地，浸淫在“低俗”文化亦进一步确认了这些个体缺少社会领导所需要的品质。对布迪厄来说，推进一种有意义的系统来把结构性不平等转化成个体平等就是象征暴力的一种。虽然如此，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关系并非这么直接简单。公司拥有人和高级经理可能在经济上富有但文化上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而工作在创意和知识产业的人可能发现他们大量的文化资本只带来较低的收入和物质回报。这些分化加强了现代社会对于公共文化的掌握权的争论，使市侩的资产阶级对立于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当权派对立于前卫派，商业对立于创意，管理对立于自治。

布迪厄在艺术方面展示了象征障碍如何妨碍了文化的完全参与以及人们如何自发地排除了自己参与的可能性，这对于文化政策的制定有很重要的启示。拿博物馆作为例子，保持入场免费很关键，但除非政策同时着眼于收藏品如何被编写，推广以及展示、如何组织终生的艺术教育以及如何处理学术知识与民间创意之间的关系，它的影响将会被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