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在微信朋友圈转发的文章中看到一篇署名“陈传席”标题为《文脉与画脉--论画家如何显现出不凡的气质？》的文章,搜索网络也见该文,但由于网络具有虚拟性,是否有人借冒陈传席先生其名不得而知,故本文仅对该文而言。该文论述了读书对于人的气质及绘画创作的重要性,其意甚为精辟,笔者赞同,但就文中的某些观点笔者也有不同看法,现就此与作者商榷。

一．“文脉”与“画脉”

查资料，“文脉”从词义上解释:一是指“文化的脉络”, 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从此义而论绘画显然也是包括在文脉之内的;二是指“文章的脉络”，如明徐渭《奉答冯宗师书》：“如入此一段，则大梗文脉矣。”是指某篇文章的脉络。

从文化脉络一义讲, “文脉”是一个民族的魂脉。人类文明有精神性的内容，也要有体现其内容的形式，它是由精神和物质来共同体现的。一方面，精神须依形式体现出来:或行为，或文字，或语音，或图形，或其它物质载体,即是所谓人的气质也须依人来体现。另一方面,仼何文化形态也必然会体现出其内在的精神。这些文化形态的历史延续和发展脉络,也就形成了一个民族或地域的“文脉”。

从《“文脉”与“画脉”》一文所说的“文脉”与“画脉”之意来看，所言“文脉”虽与上说“文脉”有关联，但并非指文化整体而言,而是将“文脉”与“画脉”从文化整体中分出来谈的, 所言“文脉”应是指书文之脉络，“画脉”应是指绘画之脉络。可实际是:就书文而言，它是包罗万象的，不同的文化形态或自然形态均有与其相关的书文，书文与这些形态是互为关系的;就“画脉”而言,美术形态的变化脉络必是与相关的书文分不开的,且不借助书文也就无从来谈“画脉”。由此来看,“画脉”本身就包涵了与之相关并对其产生影响的书文,这些书文，既包括思想性的，也包括技法性的。

就“文”与“画”的关系，该文谈到:“人的改变靠文，不能靠画，画的改变也靠文。”此论似乎也不尽然。人的改变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人类文化的诸种形式都会对人产生影响。理论的表述要借助书文,但最初的理论是从现实和实践中来的。会赏画的人必然是不俗的人,但为“文”的人却不一定会赏画，更不一定会作画。画的改变既靠文,更要靠画，尤其是对自然物象的体察和对绘画技法的研习。古人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说画者之心源要从师造化中来,而没有说是从书文中来,因为对造化的观察、体悟和表现是画家为画的必然过程,书文就不一定了。从画家对绘画技法的掌握和运用方面讲，其同样也与“心源”相关，因为它直接体现了画家对艺术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感悟、认识和把握。即是过去的“文人画”也必是通过画艺来体现的，如没有对画艺的掌握和运用，他也只能是文人，而不是画家。一个画家要对造化进行深入地观察体悟，要对经典画作进行大量的研读，要对绘画技法进行不断的实践,再加上书文的滋养才能有所成就。“术业有专攻”,画家只靠书文,而不在画艺上下大功夫,是绝对不行的。现在许多理论家也事书画,但如果他没有对书画语言的长期研习, 其作品在功力上必然会多有缺失,也就只能是纸上谈兵。借用吴冠中先生之言:如一个画者只空谈理论，不事画艺,读书再多，“笔墨等于零”!

二．“文”、“画”与“经国之大业”

该文有论:“文脉对于一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来说是灵魂，是国家精神的集中体现。画不是。从大的方面讲‘文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画可能是不朽之事，但不是经国之大业。思想、学术、历史可以通过文永久、准确、完整地传播下去，用画来传播其效果就微乎其微了。自从文字产生以来，各种学说、思想及历史都是靠文字传流下来的，不可能靠画传流下来” 。“不可能靠画去治理天下。”

本文以为:“文”与“画”的精神体现都需要一种载体，“画”之载体是材料和图形，“文”之载体是文字（表音的图形）。至于其是否能“经国之大业”，这要看这些载体所承载的精神和內容。也即：其载体如果承载了“经国大业”之精神和內容，它就有“经国”之功用，否则就与“经国”拉扯不上了。就“文”而言,那些低俗、荒谬、无聊之文怎么能谓“经国大业”之文呢! 而其它文化载体如果承载了“经国大业”之精神內容同样有“经国”之功用。如“画”，从良诸时期玉器上的神人兽面图像、商周时期靑器礼器上的兽面组合图像以及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龙图形、太极图形，能说对当时或后世的“经国之大业”无关吗?尤其是在文字出现之前，这些体现集体思维意识的图形（绘画）在统一社会意识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图形（绘画）等来统一和体现人的意识，它们被人们共识和运用，成为某一部落（或国家）内相对固定的思维观念的物化形态。如原始彩陶中的鱼纹、蛙纹、点纹、波状纹以及其后青铜纹饰中的兽面纹、龙纹、凤鸟纹、虺纹等均具有与崇拜对象及社会统治有关的象征意义。在当时社会中,即使没有书文，人们也可以通过这些图形，来显示尊卑并统一人的观念和意志。

最典型的是龙图形, 它与中华文脉和艺术之源流相伴相随。它的形象不但包涵了自然神、祖先神、统治神、民族的象征等多种内容,也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用以“经国”的标志性图形。在封建社会统治体系中，龙的形象在其规格及使用上，具有鲜明的统治意识，并随着封建制度的形成日趋严格与完备。在社会不断的权力更替和演进中，统治者将龙的原始意义转化为追祖溯源式的祖先崇拜和掌握政权的族的象征，并将其同天地观联系起来，统治者自称为“真龙天子”，用“君命天授”来表明皇权的合理性。龙图形不仅是祖先的象征、王权的象征，也是天地神在世间的代表。

再从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上的纹饰图形来看,“经国”之功用更为明显。这些图形是以兽面图形〔龙的正面图形〕、龙图形为主体再組合其它子图形的方式来体现社会制度中严格的等级观念和君主对国内臣民的统治的，这种图形反映的体制使人们在不同的阶层上，依贵贱尊卑之别，忠君孝祖，遵从礼制，安分守己，顺应天命，并以此来作为德行的标准。在艺术图式上这种等级的从属关系常表现为龙与蛇、鸟、鱼、虺的等级关系的主次排列：生殖神、祖先神、天地神和王是龙，臣民只能是蛇、鸟、鱼、虺等类。天子与臣民即是生殖与被生殖（龙生万物）的宗属关系，又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君臣关系。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图式中可以看出这种关系的体现：龙对各种小型动物的生殖和孕育，既体现了祖属及生殖关系，又体现了控制关系。

再如汉画像石，其图形和摆置方位均也体现出当时人们的宇宙观、道徳观、自然观、价值观等多种社会内容，它被认为是研究汉文化的百科全书，而形象的反映当时这些观念和内容的恰恰是画，而不是文。

即是今日，画的“经国”之功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把镰刀和一把锤头就能体现出共产党的性质; 1949年11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发布的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第一号文件是《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幅毛泽乐画像就能体现出中国现在仍然坚持的社会方向……这些都表明：画是最为直观的且重要的政治宣传工具之一。能说这些都与“经国”无关或效果微乎其微吗？

可见,一种文化形态能否“经国”还是要看其所承载的内容，其精神和内容与“经国”无关,自然也就无“经国”之功用。再者，无论书文、绘画或其它文化形态，也不一定只有与“经国”有关才是大事，其它与民生有关的内容就不是大亊，更不能仅以是否与“经国”相关评其优劣。生息不但要进取，也需休养，芸芸众生所关注更多的是与自身需要相关的内容。不同文化形态各有其用,就“文”与“画”之文化特征来看，各有其不同特点, “文”具有论述上的详实性, “画”则具有直观的形象性。且“文”与“画”相比,“画”反而比“文”更有文化的原本性特征，中国的文字就源于画。世界上有无文字的民族,但绝没有无绘画的民族。

三．“修为”与“行为”

该文在谈及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之言时，认为“‘艺’只可游之而已”。但孔子此言“道”“德”“仁”与“艺”之间是相互关连的, “道”“德”“仁”是修为, “艺”是行为,修为的目的是为行为,修为又是靠行为来体现的,两者相辅相成。只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才能“游于艺”，“艺”可见“道”，见“德”，见“仁”。

从中国古代儒家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实质内容来看，也见“艺”与修为的关系。礼：礼者，不学“礼”无以立，周代以礼为治，它并非是单纯的礼节形式,而是当时所倡导的“道”“德”“仁”思想的行为体现。乐：有“礼” 则必有庆贺燕飨之“乐”，同样是与“道”“德”“仁”思想相联系的。射：“射”也非单纯的射术,孔子《论语》中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躟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可见，“射”不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修身养性培养君子风度的方式。御：谓行车时和鸾之声相应；车随曲岸疾驰而不坠水；经过天子的表位有礼仪；过通道而驱驰自如；行猎时追逐禽兽从左面射获，说明同样跟“礼”有关，同时，“御”还包含有运筹学、驾驭学、领导学方面的综合内容。书：书画不仅是一种技艺，也是一种修心体道的方式。数：古代把数学的起源归于《周易》以及“河图洛书”，同样体现了对道的理解和认识。故宋人秦九韶说：“周教六艺，数实成之。学士大夫，所从来尚矣。……爰自河图、洛书闿发秘奥，八卦、九畴错综精微，极而至于大衍、皇极之用，而人事之变无不该，鬼神之情莫能隐矣。”由此来看，孔子说的“艺”并非是人之普通行为，也非“只可游之而已”之技,而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具体行为体现。所谓“通五经贯六艺”,其所言“贯”字,才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中所言“游”的真正涵义。意是：“经”、“艺”融会贯通。

六艺内容还有一种说法，六艺即六经，谓《易》、《书》、《诗》、《礼》、《乐》、《春秋》。《史记•滑稽列传》：“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此说更是将“艺”与“道”“德”“仁”密切相关，决非“只可游之而已”的“小道”了。

该文最后说:“前面说到文脉与画脉，文脉至为重要，但中国的画脉中又一直有文脉的内涵和基础。所以，画和文是不可分的。否则便是画匠之画，便是庸俗的画，格调不可能高。”其中“画和文是不可分”之言甚确!既然如此，该文作者为何又要在文中将其“神”“貌”分离，硬分孰重孰轻,厚此薄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