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法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十分漫长的时期，虽然墨法的自觉要晚于笔法、字法与章法，但从形成以后的发展来看，其生命的活力却并不亚于笔法、字法与章法。在书法的“四法”中，我认为墨法不仅仅是形成书法血肉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书法艺术之精神能得以彰显的重要手段之一。它与其余“三法”一起，共同构筑着书法艺术之美的真谛，很多优秀的书法佳构，时代巨制，无不体现书者强烈的墨法意识与熟练的用墨技巧。

我们以浓墨为例，试图以举例的方式来介绍唐宋间三位书法大师的用墨技巧。中肯地讲，唐宋间的书家大都对淡墨的运用不多，在他们看来，淡墨太容易伤害书法作品的神采，亦无法体现书法的生动气韵。所以对大多数书家而言，浓墨之法是备受推崇的。孙过庭《书谱》中说的“带燥方润，将浓遂枯”，即是对浓墨运用的效果及其审美标准的最佳阐释。从具体作品来讲，我们似可以从颜真卿、苏轼和米芾三位书坛巨匠的代表作品中，感觉到其用墨技巧的精妙。

首先谈谈颜真卿，其书风有非常强烈的个性特点，无论楷书还是行草书，他将内敛的精气与外显的张力，做了非常和谐的处理，其书风给人的整体感觉是雄强、劲健和浑厚。论其墨法，从楷书谈，很不切实际，因为其楷书多为碑刻，用墨之迹，难以找寻，好不容易找到一篇《自书告身》，却真伪待考，不过即使是真的为颜氏之书，我们也只能说是标准的浓墨之法，无多少变化而言。如若可以对其碑书做些联想的话，我认为其楷书《东方朔画赞碑》的用墨是非常有特点的。那种含蓄内敛的用墨与用笔相结合，古人谓之有“绵里裹针”之质，信然！而从其行草书之法，我们认为，其用墨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我们将这种用墨技巧概括为墨之轻用，准确地讲，是浓墨的轻用。例如其行草书代表作品《刘中使帖》和《祭侄季明文稿》，尤其是后者，可谓用墨的上乘之作，尽管是实用急就之草稿书，但其技巧运用可以说正是在这种无意之态中得以完美体现的。正如苏轼所说的“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这种浓墨轻用的技巧运用，使其书之用墨有如蚕之吐丝，笔笔牵连，字字相生，有非常强烈的动势，而又气势内敛，形制荡然。其笔法要能提得住笔，要沉着，笔笔到位而无使拘促，尤其要注意笔与笔、字与字之交接处，意出于心，而形于造化者也。

关于浓墨运用的第二种技巧，我们可以用墨之实用来概述，试以苏轼为例。苏轼作书，黄庭坚曾有“石压蛤蟆”之谓，不知是指苏轼书法之病，还是谓其书法之趣。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其作品中字形较扁。苏轼的书法在用墨方面，我们可以用“黑”、“乌黑”来概括。的确，观苏东坡墨迹，情动于心，神采焕然，他在用墨上极为考究，认为用墨用得好，其字要有如小孩之眼眸，黑而发亮。事实上，苏轼也正是这样做的。以其行楷书《赤壁赋》论，展其墨迹，收笔处极圆，近人刘小晴云：“(其书)如珠光黍米，隐隐有聚墨痕，最足耐人寻味。这种用墨方法是石刻书法无法表达的，故用墨之法，非多见前人真迹不足与谈斯窃。”可谓真言。其法用笔较圆，锋毫相对较短，侧笔为之，妍态自生，用墨要黑而浓，用笔则重而实。

浓墨运用的第三种技巧，可以米芾为例。其用笔自谓“刷字”，故谓其为浓墨活用之法，其书墨酣意足、沉着痛快、飞动跳跃之势不可阻挡。米芾的用墨之法，其实与其用笔之法是分不开的，其用笔自称“八面出锋，臣为刷字”，是有其强烈的个性追求的，长期浸淫于“王书”之中，他抽绎出“王书”中的灵动之质，以己之参悟，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格。其墨之活用，实为笔之活用，米芾的传世作品很多，最具代表性的除了《蜀素帖》、《苕溪诗帖》、《虹县诗》等以外，还有大量的尺牍小品，有非常深厚的艺术修养与杰出的艺术表现才能。我们说，所有的用墨之法，都本于笔法，形于章法，只有三者的相互结合，才能产生出优秀的作品，而对于米芾来讲，其对墨的活用，更与笔法分不开。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无论对墨的运用是轻是实还是活，都要时刻注意用墨在书法实践中的地位，不可孤立的大谈用墨，脱离笔法与章法的墨法，是决计没有书法意味的。至于对墨之轻用、实用与活用技巧的掌握，只有在书法实践中多临多看多思多悟，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