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不”成为一种态度

当“不”成为一种态度,是不是可以被视为 哈罗德·泽曼所提出的“当态度变为形式”中的“形式”呢?虽然两个展览的时代与背景不同,但从艺术本身的发展来说,它面临 的困境却一直都是类似的。 1969年,哈罗德·泽曼在瑞士伯尔尼美术 馆策划了展览“当态度变为形式”,无论在展 览史,还是美术史的讨论中,“当态度变为形 式”无疑奠定了今天当代艺术的面貌。哈罗德·泽曼的立场是“反形式”的,而这种形式,正是那些已经存在于人们的视觉记忆里, 并习以为常的“形式”。另外,当时的艺术界 普遍讨论的还有针对“极少主义”观念化的 问题。当时批评界也出现了对那些“预先构 想好的”或者“先入为主”的创作,持怀疑 和否定的声音。“极少主义”观念化的困境, 或许正是“当代艺术”观念化泛滥的前身。

于是,重新回到“不在图像中行动”。在策展人提出的问题框架中,呈现出最基本的两个问题 :第一,对已有的艺术经验的反对,比如绘画、雕塑、装置、影像等已有的媒介探索; 第二,在当代艺术的生产机制中,艺术的“观 念化”造成了“方案”与“点子”的泛滥, 也导向了艺术创作愈来愈“简单”、越来越“便宜”的困境。从今天看来,这种困境也是从“当 态度变为形式”发展至今的必然结果。

“不在图像中行动”的策划里,孙原&彭禹、 和崔灿灿最有介入性的动作是“选择”。他们对已有的经验、图像和方案式的作品说“不”, 同时对艺术家们在生活里做过的有趣的“事 情”说了“yes”。孙原一直强调,展览中所 展示的,都是在选择之前就发生过的,不以 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他们拒绝了艺术家对图像和结果的制造,强调了艺术家真实的生命状态,和艺术发生的过程。

那些被选择的“事情”

在这个展览中,我们面临了许多终极的问题,比如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艺术家?孙原说,“不是因为他做艺术品就是艺术家,艺术家 就是艺术家,艺术家做艺术品的时候是,不 做的时候也是,这是我们在区别艺术家上找 到一个最本质的依据,就是他们在思考上的 区别。”所以,我们看到“顾德新从艺术界 的离开”以空无一物的方式在常青画廊里出 现,当然,这也只是策展人的选择,而不是顾德新的回应。顾德新在艺术界内的“不做”、“ 不在场 ”、“不发声 ”,反而成就了他在艺术上真正的“作为”、“在场”和“发声”。这些发生在个人生命进程中的思考,被视为 判断艺术家身份最本质的特性。

所以我们看到了李永斌回家务农的选择;黄彦对自己生活长达两年的记录姜波搭起来的那个只能在工作室里移动,却无法移出室外的工作架; 冯琳在一年之内用一万块的启动金,在淘宝 上售卖抱枕完成的“百万计划”;胡尹萍向我 们讲述了她偷拍父母做爱的事情那个实施 绝对民主,却在2013年宣布解散的“家作 坊”;今年9月被拆除的“我们说要有空间于是就有了空间”,在佩斯北京展厅重建,此次 空间展出的是政纯办的“政先生”;张明信做 过的几次小有成绩的生意,其中包括菜煎饼、 皮具和茶业等等。这些只是展览作品的冰山一角,在花上八个小时观看的这些好几年的 事情里,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特别的,有深度的样本。

展览之后，该如何行动?

看过整个展览,问题并没有落脚到何为艺 术?何为艺术家?这些对艺术本体的追问,已经在展览中每个艺术家生命的进程里显现了。内心的疑惑变为展览之后,这些艺术家 该何去何从呢? 纵观整个展览里这些用生命完成的作品,因 为阅历和思想深度的不同,也显露出“事情” 本身力量的强弱,和水平的高低。所以如果 把这些事情纳入了艺术问题的讨论中来,获 得相对客观的评判还是要对具体的“事件”进行分析才能获知一二。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具有艺术的高度,即使它们可以轻易地被现有的体制吸收,也不代表艺术本身发生了什么质的变化。从“当态度成为形式”开始,资本一点点地消化了在当代艺术的进程里产生的所有的艺术形式,即使只是个艺术家放的屁,或是一 个不着边际的梦。所以,艺术在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一个展览去拓展它的边界,给予那些没有被机制认可的作品以认可,这其中的动机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