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普鲁斯特醒来的时候，他就开始缓慢而焦虑地重新占据这个位置(lieu)：一旦我的眼睛睁开，我就再也不能逃离这个位置(见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开篇)。不是说我被它固定了下来，毕竟我不仅能够自己移动、自己改变位置，而且还能够移动它，改变它的位置。唯一一件事是：没有它，我就不能移动。我不能把它留在它所在的地方，好让我自己到别的地方去。我可以到世界的另一头;我可以秘密地藏身于黎明，让自己变得尽可能地小。我甚至可以让自己在沙滩上，在太阳下融化——但它总会在那里。在我所在之处。它不可挽回地在这里：它从不在别处。我的身体(corps)，它是一个乌托邦的反面：它从不在另一片天空下。它是绝对的位置，是我所在并真正肉身化了的空间的小小碎片。我的身体，无情的位置。

但如果我恰巧和它生活在一起呢?在一种陈旧的熟识中，它就像一个影子，或者就像我最终不再看到的那些日常的事物，它们被生活所褪色，就像夜夜在我窗前标出天际的那些烟囱，那些屋顶。然而，每天早上：相同的在场，相同的创伤。我眼前的镜子描摹、强加了相同的难以回避的图像：瘦小的脸蛋，耷拉的肩膀，近视的目光，没有头发——毫无英俊可言。但我不得不在我这颗丑陋的脑袋壳上，在这个我不喜欢的笼子里，揭示我自己并四处走动;我必须通过这个烤炉来说话，打量并被人打量;我将在这层皮肤下腐烂。

我的身体：我被判定在这个孤立无援的地方。事实上，我想，所有那些乌托邦，正是通过反对这个身体(仿佛是要抹掉它)，才开始形成的。乌托邦的声名——乌托邦把它的美，它的奇迹，归功于什么呢?乌托邦是所有地方之外的一个地方，但正是在这样的地方，我将拥有一个无身体的身体，一个美丽的、清澈的、透明的、敏捷的、力大无比的、无限持存的身体。它是无拘无束的，不可见的，被保护起来的——总被美化了。第一个乌托邦，在人们心中扎根最深的乌托邦，很有可能恰恰是一个无肉身的身体的乌托邦。

童话的国度，地精、妖怪、魔法师的国度——在这样的国度里，身体以光速运送自己;在这样的国度里，伤口眨眼间就被不可思议的美治愈。在这样的国度里，你可以从高山上跳下又毫发无损地站起。在这样的国度里，你可以随心所欲地现身并隐形。如果有这样一个童话故事的国度，那么，我会是那里迷人的王子，而所有漂亮的男孩会变得邋遢，并像熊一样浑身是毛。

还有一个用来抹掉身体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是死者的国度，是埃及文明所遗留的那些伟大的乌托邦之城。一个木乃伊到底什么是呢?一个木乃伊就是被否定和易容了的身体的乌托邦。木乃伊是穿越时间而持存的伟大的乌托邦身体。还有迈锡尼文明置于已故国王脸上的黄金面具：其荣耀的、强大的、太阳一般的身体的乌托邦，一种被消除了敌意的恐怖的乌托邦。自中世纪以来，绘画、雕塑、坟墓，那些倾斜的塑像，一动不动地延长着一种再也不能消逝的青春。如今则有那些简单的大理石方块，在石头中被几何化了的身体，写在公墓的巨大黑板上的整齐的白色形象。在这死者的乌托邦之城里，我的身体突然变得像物一样坚实，如神一般永恒。

但在这些乌托邦当中，我们用来抹掉身体的最顽固、最强大的乌托邦，或许自西方历史发轫以来，已经由灵魂的伟大神话施加于我们了。灵魂。它在我的身体里以一种最不可思议的方式运作：它当然住在那里，但它也知道如何逃离。它从身体中逃离，透过我眼睛的窗户观看事物。当我睡着的时候，它逃到梦里，当我死了的时候，它活了下来。美妙啊，我的灵魂：它是纯粹的，它是洁白的。如果我的身体——污浊的，或无论如何不是十分干净的——应该腐蚀灵魂，那么，总会有一种美德，总会有一种强力，总会有一千个神圣的姿势，重新建立我灵魂的原初的纯洁。当我衰老的身体开始腐烂的时候，我的灵魂，它将沿着时间持续，持续不止一段“漫长的时间”。灵魂不死!正是我的身体变得明亮，纯净，贞洁，敏捷，可动，温暖，鲜活。正是我的身体变得平滑，中性，浑圆如一个肥皂泡。

你就这样拥有了它。我的身体，由于这些乌托邦，已经消失了。它已经消失，就像烛火被吹灭。灵魂，坟墓，妖怪和精灵，以一种秘密的方式带走了它，用一个戏法让它消失，吹灭它的沉重、它的丑陋，并还给我一个目眩的而永恒的身体。

但说实话，我的身体没那么容易被还原。它自己，毕竟，有它自己的幻变之手段。它也拥有一些无位的位置，而这些位置甚至比灵魂，比坟墓，比魔法师的魔术，更加深刻，更加顽固。它有它的洞穴和阁楼，它有它隐晦的住所，它明亮的沙滩。我的头，例如，我的头：怎样一个奇怪的洞穴用两扇窗户向外部的世界敞开。两个开口——我肯定，因为我在镜子里看到它们，因为我可以分别关上一个或另一个。但其实只有一个开口——因为我见到的面对我的东西是“一个”没有分隔或裂隙的持续的风景。这头内部发生了什么?事物将自身嵌入其中。它们进去了——我肯定事物在我观看的时候进入了头部，因为太阳，当它过于强烈并让我盲目的时候，它把我的大脑从前到后撕开了。但这些进入我头部的事物仍处在外边，因为我看见它们在我面前，并且，为了抵达它们，我反过来必须走向前去。

难以理解的身体，可渗透的不透明的身体，敞开又关闭的身体，乌托邦的身体。某种意义上，绝对可见的身体。我很清楚，它被别的某个人从头到脚打量着。我知道，在我猝不及防，意想不到的时候，它被人从后面偷窥，越过肩膀监视。我知道，它会赤裸。但这同一个如此可见的身体也被一种不可见性所回撤、捕获了，我从来不能把身体与那种不可见性分开。这个头颅，我头颅的背部。我能够用我的手指感受到它，就在那里。但看见它?从不。这个背部，当我躺下的时候，我可以通过床垫和沙发的压力感受到它，我会用镜子的谋略捕捉到它。而这个肩膀又是什么?我可以确切地知道它的运动和位置，但如果不可怕地扭曲我自己，我就从来不能看到它。身体——只在镜子的蜃景中以碎片的样式显现的幻影——为了让它同时可见和不可见，我真地需要妖怪和精灵，死亡和灵魂吗?此外，这个身体是光：它是透明的;它是没有重量的。没有什么比我的身体更不是一个物了：它奔跑，它行动，它活着，它欲望。它不加抵抗地让它自己被我的全部意向所穿透。但直到有一天我受伤了，我的肚子上破了一个口子，我的胸膛和喉咙堵住了，不停地咳嗽。直到有一天牙痛在我的嘴巴后面发作。然后。我不再是光，不再没有重量，等等。我变成了一个物……幻想的，被人玩味的建筑。

不，其实不需要魔法，不需要魔术。不需要灵魂，不需要死亡，就可以让我既透明又不透明，既可见又不可见，既是生命又是一个物。为了让我成为一个乌托邦，我只需成为一个身体。我用来入侵我身体的所有那些乌托邦——很简单，它们在我的身体中有它们的模型和第一应用，在我的身体中，它们有它们的发源地。我之前其实说错了，我说乌托邦反对身体并注定要抹掉它。但乌托邦从身体中诞生，或许之后又反对它。

无论如何，一件事是肯定的：人的身体是一切乌托邦的首要行动者。毕竟，人们对自己讲述的最古老的乌托邦故事不就是这样的梦想吗：一个巨大而无节制的身体可以吞噬空间并主宰世界?这个巨人的古老的乌托邦在欧洲、非洲、大洋洲和亚洲的这么多传说的中心被人发现——这古老的传说久久地滋养着从普罗米修斯到格列佛的西方想象。

当身体涉及面具、化妆、纹身的时候，它也是一个伟大的乌托邦的行动者。戴上一副面具，进行化妆，给自己纹身，不完全(像一个人想象的那样)是获得另一个身体，另一个仅仅有点更加漂亮，被更好地打扮，更容易辨认的身体。给自己纹身，进行化妆或戴上面具，很有可能是别的东西：那是把身体置于一种同秘密权力和不可见之力量的交流当中。面具，纹身的符号，脸上的彩绘——它们把身体置于一整个语言之上，那是一种完全谜样的语言，一整套被加密的、秘密的、神圣的语言，它在这个身体上召唤上帝的暴力，神圣者的沉默权力，或欲望的活力。面具、纹身、化妆：它们把身体置入另一个空间。它们把身体引入一个不直接地在世界上发生的地方。它们用想象之空间的碎片构成了这个身体，而想象的空间将和神性的世界，或和他者的世界，进行交流。在那里，一个人会被诸神吸引，或被一个人刚刚诱惑了的人吸引。无论如何，通过面具、纹身、化妆，身体从其固有的空间中撕离，被抛入另一个空间。请听这个古老的日本故事，听纹身艺术家如何把他所欲望的女人的身体变成一个不属于我们的世界：

明媚的阳光照射着河面。八铺草席的客厅，阳光照耀得像起了火似的。从水面上折射过来的光线在贪睡姑娘的脸上和槅扇门的纸上描画出金色波纹在抖动。清吉将房间里的门窗关紧，手里拿着纹身的工具，好一阵子只是昏昏沉沉地坐着。他现在才开始能够仔细地品味姑娘的神奇面相了。面对姑娘一动不动的脸，他想：即使在这个房间里坐上十年、一百年，恐怕也不会感到厌倦。如同古代孟菲斯的市民，在庄严的埃及天地装点着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而清吉则要用自己的爱在洁净的人皮上描绘出色彩。少顷，他把夹在左手的小指、无名指与大拇指中间的画笔穗儿，在姑娘背上放倒，从它上边用右手进行针刺。(谷崎润一郎，《纹身》，于雷译，见《恶魔》，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7页。)

如果一个人想到，衣服，不管是神圣的还是亵渎的，不管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允许个体进入僧侣的封闭空间，或进入社会的无形网络，那么，他就会明白，一切触摸身体的东西——素描，色彩，王冠，衣服，制服，这一切——都让身体中封闭着的乌托邦绽放为可感的、多彩的形式。那么，一个人或许应该降到衣服底下——他或许应该抵达肉体本身，那么，他会明白，在某些情况下，身体甚至让它自己的乌托邦权力反对自身，从而允许一切宗教的和神圣的空间，一切他者世界的空间，一切反面世界的空间，进入这个为它保留的空间。那么，身体，在它的物质性，在它的肉体中，会如同其自身之幻影的产物。毕竟，舞者的身体不恰恰沿着一个既外在于它，又内在于它的空间，而膨胀吗?同样，瘾君子呢?着魔者呢?着魔者的身体成为了地狱;被印上圣痕者的身体成为了受难、救赎和拯救：一个血色的天堂。我之前竟傻傻地相信身体从不在别处，相信它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此地，相信它把自己和一切乌托邦对立起来。

事实上，我的身体总在别处。它和世界的一切别处相连。其实，与其说身体在世界中，不如说它在别处，因为事物正是围绕着它才被组织起来。正是在一种同身体的关系里——就好像在一种同君王的关系里——才有了上下左右，前后远近。身体是世界的零点。在那里，在道路和空间开始相遇的地方，身体成了无处。它在世界的中心，而我就从这个小小的乌托邦的核心处梦想，言说，前行，想象，察觉各居其位的事物，并且，我同样用我所想象的乌托邦的无限权力否定事物。我的身体就像太阳城。它没有位置，但一切可能的位置，真实的位置，或乌托邦的位置，都从它那里浮现并发散。

毕竟，儿童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知道他们有一个身体。在几个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只有一个由分散的四肢、腔穴、孔洞构成的身体。只有在镜子的图像里，这一切才得以组织，才得以真正的肉身化。更奇怪的是，荷马的希腊人没有任何词语指示身体的统一。这虽然矛盾，但在赫克托耳及其伙伴所捍卫的城墙上，并没有身体。那里有举起的胳膊，有勇敢的胸膛，有敏捷的大腿，有头顶上闪闪发亮的头盔——但没有身体。希腊语的“身体”只在荷马指示一具尸体的时候出现。它因此就是这具尸体，它是尸体，它是镜子，它教导我们，或至少曾教导希腊人，教导现在的儿童——我们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具有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具有一个轮廓，在这个轮廓里，又有一种厚度，一种重量。简言之，身体占据了一个位置。它是镜子，它是尸体，它把一个空间指派给身体的深刻而本源地乌托邦的经验。它是镜子，它是尸体，它让每时每刻毁坏并荒废我们身体的这巨大的乌托邦的暴怒沉寂，平息，并把这暴怒投入一个(如今对我们封闭起来的)密境。多亏了它们，对亏了镜子和尸体，我们的身体不是纯粹的乌托邦。但如果一个人认为，镜子的图像对我们而言处在一个不可通达的空间中，并且我们绝不能抵达我们的尸体所在的地方;如果一个人认为镜子和尸体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征服的别处，那么，一个人就会发现，只有乌托邦才能够在它们自身当中，在一个瞬间，封闭并隐藏我们身体的深刻而至尊的乌托邦。

或许还应该说：做爱就是感受一个人的身体被封闭于自身之中。它终要带着一个人全部的密度，在任何的乌托邦之外，在他者的双手之间，生存。在他者抚摸你的手指下，你身体的一切不可见的部分开始生存。挨着他者的双唇，你的双唇也变得感性。在他半闭的眼睛前，你的脸获得了一种确实性。最终，有一道目光注视你紧闭的眼睑。爱，如同镜子也如同死亡——平息了你身体的乌托邦，让它沉默，让它平静，封闭它如同关入一个盒子，紧闭并密封。这就是为什么，爱也和镜子的幻觉，和死亡的威胁，如此紧密地相关。如果我们不顾它周围的这两个危险的形象，如此喜欢做爱，那是因为，在爱当中，身体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