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批评家系列之著名美术批评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郎绍君强调——

争相炒作或令画家艺术自毁

作为中国文化的突出代表之一，中国画有着广泛的受众，进入当代的中国画在创作和精神上得到更大的解放和自由，而随之而来的，关于中国画的变革和创新也激起了热烈的讨论。就此，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美术批评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郎绍君，在他看来，多元化发展使中国画有无限生机，但也使它的面目不像以前那么清晰和肯定，其前景还有待洞察和把握。不过，他提醒在当前追名逐利的浮躁环境下，画家更应警惕“高原停顿”，避免“艺术自毁”。

无限生机与现实困惑

记者：“85新潮”时期有个观点惊世骇俗，认为“中国画走入穷途末路”，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郎绍君：这是当时的年轻批评家李小山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观点，这个带有极端意味观点的出现，标志着新时期之初，青年理论家直言不讳的批评精神的复活，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画革新的焦虑和期望。对中国画“危机”的表述，点燃了关于中国画现状与前景的大讨论。我一向的看法是，这种冲破时俗的自由批评精神，打破了只会颂扬、不敢讲真话的风气，但不赞成“穷途末路说”本身。

在我看来，新时期的画家进入更开放的环境，获得了更大的创作自由，个性得到很大解放，凡事都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去衡量的时代结束了，统一意识形态的束缚大大松绑，中国画有了趋于繁荣的前提。

中国画面临的新的社会情境：一是伴随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艺术多元化不可避免;二是发端于西方的“当代艺术”作为强势文化，在中国得到了快速响应与传播;三是艺术市场的复兴，给美术创作带来有力的刺激。不过，趋于多元的中国画，其前景如何，还有待我们洞察和把握。

记者：那么，您觉得中国画是否有危机?

郎绍君：中国画的内容、风格、样式、材料和技巧越来越多样，借鉴西方艺术、追求个性的潮流越来越强势，这既促进了中国画的新变，也使它的边界趋于模糊。可以说，生机与困惑并存。如何理解本土艺术的现代化，如何处理本土艺术和外来文化的关系、传统艺术和当代艺术的关系，是中国艺术界的一件大事情。

“新水墨”有待时间检验

记者：为了追求中国画的现代性，画家进行了各种尝试，您怎么评价这些“新水墨”?

郎绍君：中国画的新变被称作“新水墨”，是一种语言上的方便，以“70后”、“80后”、“90后”为中坚的年轻画家，敏于时代感应，吸收新的观念，尝试新的形式，诸如变形的、抽象的、观念的、奇幻的，努力赋予中国画新面貌和新的表现力，这是中国画发展的必然，是好事。“新水墨”没有一定的格式，但都使用水墨材料，保留一定的水墨特点，和传统中国画有不同程度的连接，应当充分肯定这一大趋势。

记者：在今年秋拍上，新水墨画家徐累的《霓石》成交价为1840万元，达到了千万元的级别，这是否说明当代“新水墨”的尝试已获艺术界肯定?

郎绍君：拍卖的指数与艺术的品质有一定关系，但它体现的主要是市场价值，而不是衡量艺术价值、美术史价值的标准。徐累作品的拍卖也是如此。说到底，市场是一种资本运作，参与运作的各方都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市场难免有各式各样的炒作，出现混淆优劣与真伪的事情。一般说来，那些进入历史的、有定论的艺术家的市场价值，会较多反映艺术价值，反之则差一些。一个“新水墨”画家的市场价提高了，有多方面原因，但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当代“新水墨”的艺术价值，需要具体分析。

记者：那么现在进行“新水墨”创作的画家中，您比较肯定的是哪些画家的作品?

郎绍君：批评家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偏爱选择，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性的态度和具体深入的艺术分析。你说的“新水墨”画家大多年轻、敏感、没有框框，他们有探索性和新意，评论界和市场重视他们，是很自然的事。但他们的作品，能否在美术史上站住脚，需要时间的检验。

人物画进步巨大 写意画难有超越

记者：近年来，有批评家谈到，当年徐悲鸿用素描和写实的方法改良中国画，其实伤害到中国画的发展，假设当时林风眠这条创作路线得到重视的话，也许不一样，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郎绍君：徐悲鸿引入和提倡写实绘画，重视学生的素描学习，对于中国画的发展有得有失。写实传统的传播，提高了几代画家的造型能力，最受益的是人物画。可以说，20世纪中国画，最大的收获是人物画的巨大进步。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徐悲鸿是推行写实艺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但中国接受写实主义是一个时代性的选择，不是哪一个人的选择。林风眠是另一类典型，即引入西方近现代艺术传统，提倡表现性的绘画。徐、林两个人代表的是两种传统、两种借鉴方法和两类风格。他们各有各的价值，也各有各的局限，在我看来，两条路都走得通，都有发扬光大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徐悲鸿还是林风眠，以及他们的某些后继者，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看法，都曾受到激进主义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虚无主义态度，吴冠中更是典型的例子。当然，这要联系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情境去认识，做慎重的学术清理。

记者：对于今年的全国美展，很多人会觉得工笔、写实的作品多、水平高，写意的作品少、水平一般。这个现象是因为中国画注重写实教育导致的，还是有其他原因?

郎绍君：这与全国美展的评选机制、评选标准有关。因为参选画家多，入选作品有限，所以经验告诉他们，相对工细精致的、大尺幅的作品容易得到肯定。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学院教育重视写实能力的培养，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方法，而写意能力的提高要难得多，需要深厚的传统功夫，也需要相对出色的才情。在市场和媒体称雄的社会，年轻画家都希望快出名、早出名，耐不住寂寞，写意画难以有超越性进步，是自然现象。

记者：您曾说当今中国画处在“没有大师的时代”，原因是什么?

郎绍君：这是上世纪末说的话，我现在仍坚持这样的看法。近百年激进的反传统浪潮一波接一波，中国画借鉴西画以改造自身的探索出现偏颇，政治对艺术的干预过多，艺术市场的长期中断，市场复兴过程中的失范，中国画教育与传统的长期脱节，以及信息时代新的社会文化情境的变异等，都与这一现象有关。当代有才能的中青年画家很多，但在精神、学养、形式、技巧、人格修炼以及继承与创新方面取得大成就者还太少。不甘寂寞，争相炒作，把利益看得太重，导致画家们“高原停顿”和“艺术自毁”。

无原则吹捧令批评变庸俗炒作

记者：有人说，现在的批评家不独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郎绍君：其实，比起“文革”期间和“文革”前，现在的批评家独立多了。但比起上世纪80年代，独立性又有所不及。总的来看，如今的批评界从事美术批评的人不少，分工也更加明确;批评刊物很多;不乏才华横溢的年轻批评家，举办了诸多有影响的专题展览，主持了很多有学术质量的研讨会，出版了不少有见解的著作;存在的问题是，还缺乏有扎实学术功底的批评，缺乏真正熟悉中国画、谙熟画史、画论又深知现状的批评。现在有太多庸俗的市场刊物、市场批评，其无原则的吹捧，把批评变成庸俗炒作，把抄袭当作家常饭。我这里说的是“庸俗的市场批评”，不是指所有的市场刊物和为市场写作的批评。有把市场之需与学术追求恰当结合起来的批评，把学术品质放在首位而不被利益目的绑架的批评，这是收藏家之需、画家之需、学者之需，要敢于肯定和支持这样的批评。

记者：这样的批评现状，对于艺术创作会产生什么影响?

郎绍君：现在批评家的作用不如市场的作用大，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听批评家的话，也没有多少画家会认真去看批评文章，大家都忙着挣钱呢。如果要说不好的影响，就是那些庸俗的市场批评会推荐一些并不是那么好的作品，令一些没有水平的作品充斥市场，令人们对艺术认识更加混乱。

大家简介

郎绍君，1939年生，河北定州人。1978年，他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毕业留院美术研究所工作，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其出版著作《齐白石研究》获得了首届文化部优秀艺术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主编的《齐白石全集》获得了中国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