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现当代艺术为专题的美术馆在中国遍地开花，现当代美术这个全球性话题已成了当下中国艺术界耳熟能详的议题。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的现代美术当以美国的发展为首，80年代以来，中美现当代美术也已形成持续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局面。因此，建立一个美术史语境下的中美对话契机，也是基于了解与发展的视点，寻找未来中国现当代艺术生存空间的新机遇。

10月27日至31日，由特拉美国艺术基金会（Terra Foundation for American Art）、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和中国美术学院联合举办的“探索交互视野的历史——中美现代美术研讨班”在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图书馆举行。研讨班由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张坚教授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大学艺术博物馆馆长、艺术史和考古系教授布鲁斯·罗伯特森（Prof. Bruce Robertson）共同策划和组织，罗伯特森教授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艺术史与考古系中国美术史教授石慢（Prof. Peter Sturman）担任主讲。参加研讨班的20位青年学者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温州大学、安顺学院等国内高校，他们分别针对滋生美国文化的社会背景、培育美国现当代艺术发展的机制、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艺术界生发的现当代艺术运动与流派、20世纪境外中国水墨画家个案研究、境外中国美术史研究新方法等议题进行了探讨，就当下中国普遍对现代主义产生的重重疑惑而言，本次研讨班传递了以下几点要议。

视野交互 聚流通变

生活、流行文化与艺术

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杰夫·昆斯（Jeff Koons）等主流艺术家名字一直高频出现于各种媒体中，他们既是一流艺术家，又是流行文化的宠儿，也成了美国现当代艺术的标志。波洛克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一直以来被视为视觉艺术中的所谓“美国精神”的代表，与美国式的拓展雄心、原始主义力量和神秘的精神体验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对欧洲艺术传统的叛逆，不过，罗伯特森教授提到了这位激进的美国现代艺术家在他个人生活空间里，却表现出对老派欧洲古典家具的偏好，并没有尝试使用现代的家具。当然，要是说到叛逆的话，安迪·沃霍尔是更加彻底，他改变了将艺术品视为经典、置于美术馆和博物馆欣赏的概念，而将日常生活中的最司空见惯的东西引入艺术。他特别擅长利用大众媒介上的图像，有意模糊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梦露”、“可口可乐”、“浓汤罐头”等这样的作品，让观者冷不丁地产生一种对当下生活状态的惊愕和反思。与沃霍尔一样，也是以商业艺术家起步的昆斯，自然是当下美国最炙手可热的艺术家了，不过两人行事方式有所不同，沃霍尔是以严肃态度将公众卷入艺术，而昆斯的作品少了几分严肃，多了一些欢乐和戏谑。他的巨型小狗和彩色雕塑更多地激起的是一种喜爱的情绪，并且，他也是一位非常精明的生意人，这位沿袭了沃霍尔某些特点，而又如此截然不同的昆斯，是否应该被艺术史铭记呢？这大概要交给历史来定论了，当然，这个问题也引起了研讨班的热议。

欧洲主义和美国主义

美国现代艺术的崛起是二战之后，形成了从抽象表现主义、波普艺术、极少主义到概念和演示艺术的标准叙事，不过，过去25年中，这样的归纳也受到质疑：一方面，一些学者是在19世纪乃至更早的美国本土艺术中寻求确认现当代艺术的创作渊源；另一方面，则是认为这种标准的现代艺术史谱系只是关注了白人的、异性恋的、男性的艺术，将美国四分之三的人口排斥在外了。上述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在于艺术史家和批评家对欧洲和美国的不同关注。美国的“欧洲主义者”以格林伯格和十月小组（October group）为代表，他们相信艺术的自足性和独立，比较在乎品质或品位问题；“美国主义者”则更倾向于从社会语境出发来谈论艺术的问题。此外，“欧洲主义者”认为，“美国主义者”缺乏历史关切，特别对20世纪历史教训的认识过于天真，他们把文化视为一种个人对体系的抗争，重视体系的反思；“美国主义者”则是将文化视为个人权利的表现，注重个性彰显以及个人权利的维护。所以，“美国主义者”会追溯波洛克的源头到19世纪中期以及惠斯勒的本土主义，此外，杜尚也被视为是美国的艺术家。

“离谱”的当代艺术

当代艺术中诸多让人诧异乃至离经叛道的举动，往往激发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争议和赞赏并存，构成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罗伯特森教授对美国现代艺术中的诸多“离谱”表达是偏重于从美国本土文化的语境出发加以解释的。他认为，“反叛”和“震惊”是美国人将压力外化的一种方式。当然，“叛逆”的美国艺术家也给艺术机构制造了一些麻烦，但这恰好是这些艺术家津津乐道的，而有的机构也乐于见到由麻烦引发的社会关注。一些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具有一种“拒绝收藏”的特性，这也促使艺术机构做出改变，策展人、艺术家和市场联手为观者提供一些体验性的艺术活动。观众甚至可以做一些不适合在公共场合进行的活动，比如：躺在场馆地面，观看天花板上的投影，当然，观众也可成为艺术活动的一部分，在一个纪念某位艺术家的展览中，创作者在美术馆堆放与这位艺术家体重相等的糖果，邀请观众带走这些糖果，让他们成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甚至，观众还可享有一个精心打造的创作体验空间，例如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ifur Eliasson）在泰特现代美术馆所创造的感受与体验的空间。

中国美术在境外

中国的现代美术被认为具有漂泊特征，石慢教授的演讲，是以20世纪50到80年代中国香港、台湾以及欧美的中国艺术家的创作为主题的，诸如曾佑和、刘国松、王无邪等艺术家，表现出一种对欧美现当代艺术潮流的持续回应，同时又带有十分明显的“中国身份”。王无邪的山水意象来自于传统山水，但画面空间并不像传统画作那样邀请观者走进画中，而是让他们停留在画外，内部表现为一个有机、自足的整体空间，与西方绘画更为接近。曾佑和接受过系统的传统山水画训练，她的“缀画”看似借助拼贴手法，实则是一种将传统创作过程视觉化的尝试，通过融合媒材的边界，让作品产生呼吸与脉动。他也谈到当下美国艺术史界围绕中国现当代艺术的一些热点话题，比如，艺术家如何利用现代媒介让自身的艺术传统视觉化；这些现当代艺术家如何在传统与外来影响的结合中，寻求发现作品新的表现形式与概念等。

事实上，中美现代主义的话题，包含了多重的观看视角，首先当然是我们各自如何看待自己的艺术，其次是如何看待对方的艺术，再次则是如何评价对方对自己的艺术的认识，如何评价自身艺术中的他者的影响等，这个过程中，误读（misreading）或重读（rereading）是持续地发生的，如果从全球视野来看，无论是误读还是重读，未尝不会是一种引发创作新思路的方式。两位教授的演讲以及研讨班的交流切磋，起到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提醒我们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发展与表现并不只是单纯的来自西方的影响，也并不是简单地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消极接受和移植，而毋宁是一种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刺激之后，回过头来内省，以获得创新和发展的成果。石慢教授是将这种中国现当代绘画中的来自西方影响称为“中国艺术的漂泊”之旅，但这种“漂泊”同时也是一种探索，是一种在外部刺激下源自中国传统内部的迸发。事实上，美国现代艺术也有相似情况，所以，考察和研究中美的现当代美术，不应当忽略一种源自自身传统的身份认同的诉求，这种认同诉求却也只有在一种现代美术的全球视域之下，才会是切实的，而非虚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