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题材美术的实质是美术的地域性与名族性，而我们如何看待民族题材对于中国美术的意义，即是我们如何以“文化自觉”的理念对待当代中国美术格局，以及中国美术在“文化全球化”趋势下的价值取向的问题。当前，建立“多元一体”的文化艺术生态已是诸多学人的共识，而要激活艺术家的创造力，增进不同民族艺术的凝聚力，促进中国美术以理想的状态发展演进，就必须把实现中国美术的“文化自觉”和实现不同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的“文化自觉”进行有机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最应当明确的一点是，中国美术的“文化自觉”必然离不开美术创作的地域性和多元的民族特色，同时，民族题材的美术创作也应思考艺术的时代背景，正如邵大箴所言，“正是当代艺术具有地域性和地方特色，艺术的当代性才有丰富的内容；也正是有当代性的追求，各地区的艺术才表现出时代的风采”。

因此，既要汲取外国文化的有益营养，更要挖掘和弘扬自己的传统，表现自己的民族和时代精神就成为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多数中国美术家的共识，这其中必然涉及到对民族题材的表现和彰显。当然，这种共识并非近来才在中国美术家的意识中产生，而是由来已久，在此一问题上，一些美术家和美术理论家已有过深入讨论，并在艺术实践上独辟新径，有所创举。笔者无意再对先贤的探讨和实践一一赘述，但综合当前民族题材美术创作在中国美术整体格局中的种种表现，尤其是民族地区美术家的成绩和不足，却引发了笔者以下几点思考：

一是美术界要打破“中心与边缘”的陈旧而不合理的观念，为建立多元一体的文化艺术生态作出观念上的转变。

不可否认，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国美术界确实存在着“中心与边缘”的陈旧认识，例如在现有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美术史”中，对有着强烈地域特色的众多民族题材美术的叙述远远不能体现其完整的形态，而使民族地区的美术创造在人们的印象中显得孤立而单薄，从而产生一种片面的认识。尽管有学者早已关注此一问题并有论著问世，但相对而言，在美术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关系的研究上，尚缺乏深刻而系统的阐释。另外，在美术家个体和群体形成的过程中，即使在民族地区，也不能对所在地区的美术创作做到全面系统的传授，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民族题材美术的形象。这种状况对中国美术形成了重要影响，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美术界似乎形成了一种“中心与边缘”的无意识的心理定势，显然这并不利于艺术多元化的发展与形成。

二是中国美术地域性与民族性的丰富与崛起，不单单是对中国本土美术的强化，其实质上是对西方文化霸权背景下的全球艺术“一体化”的有力反击。

这里，如何认识西方文化霸权背景下的全球艺术“一体化”与中国美术的关系是一个核心问题。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的所谓全球化是一个充满争论、悖论，甚至是谬论的过程，而其带给中国美术的影响，则需从正反两个方面剖析。首先要肯定，中国美术在这个过程中迎来了发展的机遇，也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美术家主动参与国际交流，汲取世界其他国家的艺术营养，在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方面都大大地丰富了中国美术的内容，从这方面看，其确实给中国美术带来一些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应当清楚的认识到，由于一些国家借助经济实力对其认可的当代艺术的强力推行，以及一部分中国艺术家对西方当代文化艺术的误读和艺术创作目的的变异，致使其丧失了作为当代中国艺术家的基本文化立场和判断力，在艺术理想和艺术观念上唯“国际”“当代”是论，出现一种文化自我殖民的倾向，对中国当代的文化艺术造成恶劣的影响。

介于此，对于中国当代美术创作而言，要在注重艺术家个体体验的基础上坚持艺术创作表现真善美的基本理念，而更为重要的是注重美术创作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其中，民族题材的表现和挖掘是必不可少的途径。回溯历史，中国艺术之所以能在人类的文化艺术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历史悠久的人文传统，另一方面恰恰是中国拥有丰富多样的地域和民族文化艺术资源，以及这种艺术的多元和多样所带来的融合与创造能力。如果能够深入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当代的中国美术创作而言，就会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而通过上文的简述，我们也明确了历史上中国美术的地域风格和民族美术家的创造对于中国文化艺术的重要意义，所以，中国美术的地域风格和民族性的丰富和强化是必要的，也的必然的，其实质是中国美术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自觉”的具体体现。通过分析，似乎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代中国美术地域性与民族性的不断强化，是中国当代美术创作不断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