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以前提到的写作系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

西川(以下简称西)：2009年秋天，我曾经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大学写作系教过一学期课。这个写作系属于艺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的不同在于她是一个美术学院，不是综合大学或者综合大学的艺术学院。比如北美大学里的英文系里，会有写作系或写作专业，美院这儿没有。写作系里可以教各种各样的写作，如诗歌、戏剧、小说等等;还会举办各种活动，做戏剧的学生还可以在学校的剧场里做演出，等等。

记者：国内有这样的写作专业吗?

西：国内的电影学院或者戏剧学院中有剧本写作专业，但是非编剧类的写作教学是没有的。如果国内大学开设写作系或写作专业，马上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学写作的学生毕业后做什么。在加拿大，写作系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基本上是有保障的，除非你自己想当个职业作家或艺术家。加拿大的政府机构对写作系的学生有需求，学习写作的学生毕业后可以进入到市政厅这样需要写作能力的地方。学小说、诗歌的人处理政府公文时会四两拨千斤。我不知道我们国家公务员的写作能力一般说来有多强，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可能都没有参加过写作训练。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即写作学习与工作的对口关系在中国没有建立起来。现在有的综合大学，像人大、北师大，可能还包括北大，都在开始筹备写作专业，听说会颁发学位。

记者：写作课在西方艺术院校的人文课程中总会占有一席之地，您觉得美术学院也应该开设写作课吗?

西：我们学校(中央美术学院)，至少人文学院，开有“论文写作”这门课，但这与美国、加拿大大学里的写作课不是一回事。他们那边的“写作”课，更准确地讲，应该叫“创造性写作”(creativewriting)。如果我们想在中央美院也开设写作课，我们可以把“写作”这个概念再扩大一些。实际上我们缺一门课，就是训练学生，特别是非人文学院的学生，讲出你自己。如果你画了一幅画、做了一个装置，但是你讲不好，那么你依然通过不了考核。我知道现在学生们的毕业论文很多就是讲自己的作品，但其实学生们在讲述自己作品方面是没有经过训练的。你必须有一个方法把它讲出来。这不是靠你的小聪明去组织一下语言就可以讲出来的，而是需要有观察事物的能力和表述的逻辑训练。你必须有一套逻辑，从A到B、从B到C，你才可以像模像样地讲出来。而且，你这个作品有什么样的指涉——历史指涉、文化指涉、政治指涉——这些东西都要求你能够讲出来。

我们学校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学生都没有受过这个训练。在我印象中，在别的国家，如果你是个艺术家，你除了做作品外，还得能够讲出一个故事来。这是一套思维训练。中国的美术院校，以前更多地训练都是在手头上，但是思维能力的训练恐怕少了些。这个和做艺术批评还不一样，做艺术批评是你看别人的东西。艺术专业培养的学生应该能够讲出你自己的故事来，能够讲出你自己。我在咱们学生的画展上见过这样的前言：因为我从小说话结巴，所以今天早上停电五分钟——是这样的逻辑思维。我也见过学生用满篇未消化的时髦哲学概念写脚不沾地的论文，感觉很可怕，让人哭笑不得。

记者：会不会有的艺术家不能够直接说出自己，但是很多东西他已经包含在作品中了?或者也有可能是当你感觉到什么问题时问到他，他才会说到那里?

西：这是两个层面上的问题。作品中包含的东西是作品本身的东西，这是艺术的训练里应该包括的。但是当代艺术不同于经典艺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代艺术对专业性的要求已经没有那么高了。一个大夫也能做一套当代艺术，一个职员也有可能做一套当代艺术。当代艺术的创作者和我们以往说到艺术时想到的经过专业训练而成为的艺术家已经有点不一样了。这种说法在美院可能是要得罪人的。对于朝经典造型方向努力的艺术家，我们提的要求是，应该努力让作品说话。但在当代艺术领域，你除了视觉呈现外，还应该有一套你自己的表达——你的语言表达或者你思维的组织能力，这是少不了的。当代艺术特别依赖这个东西。

记者：观念吗?

西：不只是观念，是这套思维能力，落实为动笔的能力。基本的艺术训练，比如画静物，可以训练你感受和观察事物的能力，但是不训练你的思维能力。好的当代艺术一定包含了强劲的思维能力。

记者：这个训练课开出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课?

西：要开这种课，首先不是对学生有要求，而是对老师有要求。老师是不是拥有这样的能力还很难说。在现有的情况下，不管是什么样的老师，首先应该训练自己的能力，然后能走到哪一步就走到哪一步，也不太可能一步到位。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获得一种思维能力，不是仅靠读几本书、上网扒几篇文章看看、记住几个概念就能解决的。往大了说，这是个灵魂层次的问题;具体说来，你需要视野、经验、问题意识、对文脉(或语境)的把握、文字训练、现实感、历史感、创造力，以及艺术勇气等等。

记者：有没有考虑让人文学院的学生和别的学院的学生在做作品的时候进行组合?

西：这是个好主意。但人文学院的构成比较复杂。如果一个学生是研究明清美术、墓葬艺术的，他和造型学院的学生也许就不是特别适合搭到一块儿。如果有学生对艺术创作本身更感兴趣的话，那确实需要更多的交流。但人文学院里的学生起码可分成三四类。

完美的美术学院公共课表

记者：虽然不一定可能实行，但您能不能排一张完美的美院公共课表?

西：关于学校要开哪些公共课的问题，学校内部已经有不少讨论。五六年前我就跟同事讨论过，学术委员会上也有讨论。前几天谭平副院长、教务处的王晓琳老师、咱们人文学院的余丁老师，还有我，我们还专门开过会，讨论课程的设置。我们想，首先，中国古代思想入门、西方思想入门、西方当代艺术批评、中国当代艺术批评这类涉及思想与批评的课程应当开出来。然后是宗教类的课，如果不能开伊斯兰教的课，那么佛教和基督教的课也应该开，就是简介性质的课程，让学生知道基督教是怎么回事、佛教是怎么回事;如果不能开出这类课程，那么开佛教美术、基督教美术也很好，可以顺带谈到这些。其实不光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每个学校的学生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都一定会碰到些宗教问题，一定会对宗教的某一块问题感兴趣，而我们从前的课程中从来不碰这些。还有一类课是除了欧美之外的文化类课程，因为我们基本上看到的外国就是欧美。曾经我碰到一个小孩，她说老师你看我是不是很“国际化”?我说不是，你只是“西化”。

所以说，对我们许多人来讲，我们所谓的“国际化”，是不包括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巴勒斯坦、土耳其、埃及、叙利亚、尼日利亚、南非的。我们可能了解一点韩国、日本、泰国的文化。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当你真正身在西方时，你会发现，当人们讨论亚洲话题时你根本插不上嘴，因为你不懂。于是就变成了这样：你跟西方人讨论西方时你只有听的份，你跟西方人讨论亚洲时你也只有听的份。你只能说说中国，而且是西方“东方主义”的中国。而“东方主义”的中国不外乎灿烂的古文明和危机四伏的当下，也就是一个不过日子的当下。在我们的教育中，在我们知识人的头脑当中，长期以来，没有形成一张完满的世界地图。这张世界地图除了中国和西方之外，还要考虑到南亚、小亚细亚、阿拉伯、非洲、拉丁美洲等，这些都是我们长期以来忽略的东西。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原因很复杂，在其他后发达国家也存在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种情况做出纠正。亚洲本身的问题就已经非常复杂了：至少有三个亚洲——儒教的亚洲、印度教的亚洲、伊斯兰教的亚洲，这三个亚洲的区分已经很大了。对这一块，我们一直没有一个好的视野。

关于公共课的科目开设我还有一个建议，这是从美国大学的课程里学来的，就是可以开一门叫作“世界中的中国”的课——世界怎么看中国。几千年来，各个国家都有对中国的看法和形成的认识，在不同时期看法可能不一样，这也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最后我还有一个建议，当代文学课也应该开，包括外国当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作为艺术家，你也应该了解其他行当的人当下在干什么。我们学校的学生可能自然会了解一点电影、了解一点音乐，但是对于当代作家们在干什么可能不是那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