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国学热，艺术界仿佛人人都是国学家，尤其是国画界，频出国学大师，其中有人宣称：不能用西方理论探讨中国国粹，否则是本末倒置。在21世纪竟然还有这等昏话，实在让人无语。从19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及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百余年来，前辈学者早就讨论并解决了这个问题，并经实践证明，借鉴西方理论切实可行而且十分必要。在艺术界和学术界，我们今天面对的，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该怎样借鉴西方理论的问题。

其实，西方学者也借鉴东方理论探索西方问题。海德格尔对道家思想和禅宗哲学的研究便是学界美谈，而铃木大拙用英文写作的一系列禅理著作在西方大行其道，热卖了半个世纪，也是文化界的美谈。在西方当代艺术界，美国抽象画家布莱斯·马尔顿、英国地景艺术家高兹华斯，均以艺术中的佛学和禅理而胜出。只要不是偏狭固执，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借西方理论探讨国粹?那些思想狭隘却又大谈佛理的人，应该记住佛的大度，记住佛学是舶来品，若记不住，就请谨记《西游记》的取经故事。

同理，后人也可借鉴前人，并发挥前人的思想。在美术界，气韵之说自古就有，而自谢赫以来，谈论气韵更是蔚然成风。虽然谢赫的气韵是讲人物的神态和生气，但后人转而用来讲山水画的自然生命，也讲花鸟画的内在活力，这是转借，是引申和发展。用西方解构主义的话说，引申和发展是后人回应前人影响、反抗前人遮蔽的一种方式。若无回应和反抗，艺术便会固步自封。再者，以气说人物和以气说山水花鸟，理念相通，见诸周易。系辞上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又说“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那么，易中的鬼神山泽，难道不以人为变化的机枢，难道后人反抗前人不是一种继承和改变?

此话题触及山水画的意境，触及人与景的贯通，甚至涉及山水画中的风水问题，例如造境。所谓境由心生，是人对风水地理的观察思考与反应。若山水画的物境布局不当，便难以激起人的情感，难有情境，而意境亦无从谈起。由人而生的情境和意境，为艺术建立了深层结构。毋庸讳言，情与意若不入景，山水画就没有灵魂，会流于单薄肤浅。

也许，这些问题该用学术语言来论述，但为何不可用随笔语言来言说?艺术家讨论艺术问题，显然与学者不同，不必讲究学究气。同样，学者也不必总写八股文。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学者也可以放松一下，使用平易的文学语言。西方的学术传统由古希腊哲学家建立，讲究严格的逻辑关系。可是即便如柏拉图，其饱含机锋的慎密言说，也在智慧和幽默中充满平和，与老子庄子异曲同工。20世纪前期中国的国学大师，尤其是游学归来、深具西学素养者，如朱光潜、宗白华等前辈，他们以随笔语言讨论中国传统艺术，莫非不够学术?

中国的学术传统，在先秦百家之时，与古希腊有相似处，既有《逍遥游》式的长篇大论，讲究内在逻辑，也有《论语》式的短章残篇，微言大义。其实，即便是庄子论道，又莫非不是文学杰作?至两宋时，欧阳修著《六一诗话》，开随笔写感悟的先河，中国的文艺论述遂改道成型，称诗话词话。到了20世纪初的王国维，其《人间词话》仍走这一路，而后来钱钟书的《管锥编》，也莫不如此。

如今一些学者和画家的狭隘偏执和迂腐让人瞠目，竟认为随笔这一文体不能言说艺术和学术问题，认为文学语言比学术语言低级。更甚者，竟有画家宣称人文学者不能评论绘画。为何会有如此无知的妄言?无疑，美术界的学风和文风都出了问题。

学风问题，在于包容，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文风问题，在于不拘一格，如海纳百川。然而现在的实情是，人人都会口头民主，拼命抢占道德高地，以便俯视众生，指点江山，却听不得不同意见，见不得不同文章，只以自己为标准，顺己者昌，若有不顺者，必挥起民主和普世大棒，让逆己者亡。这些人读了一点佛学，听了几句禅理，便自以为是，认定非己不正宗，只有自己的衣钵才是真传，却忘了一条象腿并不是佛。佛学禅理如此广博深厚，真正的高僧大师，绝不会一语定乾坤。

于是，圣人不言，小人得志。美术界那些高举民主普世狼牙棒的人，无不上蹿下跳，满嘴污秽。明眼人一看，此乃竖子粉墨登场，便不予理会。但越不理会，这些无知无畏者便愈加无耻，自以为所向披靡。结果，今日学风文风每况愈下，学界礼乐崩坏。

或问：美术界的风气出了什么问题?答：丧失了判断力，不能辨别无知无畏与无耻。自后现代思潮以来，大众文化兴盛，网络主宰传播，媒体失去门槛，孔子和盗跖在同一平台发声。这时候，判断力面临了考验。判断力来自教育和修养，然而当今教育腐败，画家只在乎出卖手艺，只在乎赚吆喝抢眼球，结果人文粗鄙，哪谈得上修养。有道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