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水墨的几位领军人物(李孝萱、黄一瀚、刘庆和与李津，他们被媒体称为“中国新水墨F4”)中，李孝萱喜欢描绘充满阴霾、缺少阳光和秩序的都市生活中的男男女女。他们外形古怪、表情惶惑、衣不蔽体，在狭小的公共汽车里拥挤、在嘈杂的股票市场上躁动、在深沉的黑夜里失神……这样的美术实践一度被视作离经叛道，但它们却真实地具有一种超越传统人物画的强大能量，刻画出了当代都市生活的诡谲，同时也触动了都市众生灵魂深处那条最为脆弱而隐秘的神经。对人性本身的精神承担的真诚而持久关注，为李孝萱开创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新现实主义”的画风。

困惑和思考：写生不是应该写生机吗？

李孝萱在天津美院国画系读书的时候，正值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写实主义的教育体制正在美术院校里蔓延深化。李孝萱是个好学生，对传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山水、花鸟、人物的临摹乃至书法都下了很大的工夫”。但在写生的过程中，李孝萱又总是忍不住“幻想”：“我总觉得写生主要应该写生机。如果对着一个物体长时间地观察，难道不会使我们陷入一个误区，把情感、激情、想象力都给扼杀了吗？”

带着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很快就到了毕业创作的时候。指导老师说，要画内心最真实、感受最强烈、最想表达的东西。李孝萱一下子想到了“唐山大地震”。他亲历过这场灾难，虽然当时只有十几岁，但这场惊世浩劫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张作品最终成为他多年疑问的自我解答：绘画的手段是写实的，但整个构图又是象征主义的。李孝萱并不想通过这幅画作再现当时的景象以及人们的“大无畏”，而是想以此来表达地震给他带来的创痛、苦闷和疑问。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幅名为《1976年7月28日晨……》的作品受到了批判。为此，本来可以留校的李孝萱被分配到了天津塘沽图书馆，一个根本没有办法画画的地方。

那是李孝萱至今不愿意回忆的人生最低谷，七位至亲也在那几年相继离世。“前几天还在你身边的人，冒一股烟就没有了。”李孝萱深深地觉得生死没有定性，“清明去上坟，父母的坟边有一个墓，埋葬着我的一个女同学。小时候，我常常借小人书给她看。中学时，我们还在一个班。”为此，李孝萱画了许多坟头的画。

抗争和突破：刻画都市人的精神承担与挣扎

走在都市的人群中，穿越马路的时候，李孝萱也有一种对生命的恐惧感，“觉得那些汽车都是现代文明的怪物”。深夜睡不着觉，他骑车到马场道，去看那些古典的欧式建筑。“突然某一个窗开了灯，有人影在晃动。”李孝萱觉得这情景特别像在梦里见过的东西。他想表达出来，觉得这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那时候是‘85思潮’，现代也好，先锋也罢，我觉得都是荒唐的。艺术没有抽象之说，只有心理真实之说，我想把自己心里的感受表达出来。”

这种作品，李孝萱一开始只是偷着画。那时候，生活面临困境，他也想过暂时放下这些真正“感兴趣”的主题，而进行写实创作。“其实，我还是怀抱着最功利的想法，想在全国美展中得奖。”他说。但是，他着手创作的几幅画最终还是被打入冷宫。从此，李孝萱便再也没有兴趣和这类展览发生关系了，开始彻底在情性中游荡。

李孝萱开始画城市，画城市里那些让他又爱又恨的各种人。他反反复复地坐公交车，为了观察车上的众生百态。他看到人们在空间距离上被积压得紧紧的，但内心的距离却十分遥远，大多数人都有着一张惘然和冷漠的脸。这些观察体现在了他的《大客车》系列中；他也画《股票，股票》，那是中国股市最为狂热的上世纪90年代初，他用超现实的水墨语言描绘着证券市场无序的数字符号、混乱的桌椅和警示牌以及一张张狂热到丧失理智的面孔，用夸张、灰暗又不无诙谐的方式将人们在消费时代渴望发财的心理揭露无疑。

李孝萱以“新现实主义”为自己的画风下定义。它是对现实生活的描绘，但又不仅仅停留在世俗标准的“现象真实”的层面上，而在于对个人生命本体和精神承担前所未有的关注。这种对人性本身的关注在西方绘画中比较常见，但是在中国的传统绘画中却很罕见。

“中国画的传统是重于载道，重于文化承担，但是对心灵和精神领域的开掘特别少。历朝历代的很多文人，如果是树立自我的，通常都‘不落好’。我们的文化不重视甚至反对个性高扬的东西，而更重视一群人的世俗和谐、社会需要以及文化秩序的树立。我们还讲究‘人文化成’。这本不是坏事，但文化让人成长到一定程度时，又会压抑人的个性。我们把文化给绝对化了，就形成了对人的禁锢。这是一个缺憾，也是我努力想要改变的。”李孝萱说。